左派作家，用细腻笔触，概括的描述英国工业革命的真相，不是如西方话语总结的自由民主先行，而是大航海地理大发现带来的物种交换，让欧洲出现人口爆炸，英国孤悬海外，利用美洲棉花贸易赚了第一桶金，和法国的拿破仑战争，打开欧洲市场，战争也推动了信息交换和技术革命（军备竞赛），德国和法国钢铁业完成工业化，资本的扩张，开启了全世界殖民地的争夺和扩张，无国界的资本向皇权要分权，带来了法国大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口号是自由民主）和欧洲皇权的崩塌。无产阶级队伍在扩大，“如同一个幽灵在欧洲徘徊”，但是产业工人有地域性，这样产生的不是 “国际共产主义” 而是极端民族主义，这个魔鬼释放出来，在资本的推手下，战争就不可避免了，相互攻击对方为 “纳粹”，我们要认识到大一统的命运共同体比民主自由更有先进性。

依赖农业经济的贵族阶级，和贵族阶级的代表 —— 君主，他们的权势在双元革命前得到了加强。虽然君主们了解启蒙思想，甚至相信启蒙思想，支持中产阶级去反抗一些贵族的压迫，按照启蒙思想去进行社会改革。但是他们存在的基础决定了他们不会去，也不能去做启蒙运动的支持者－资产阶级希望发生的事情，既让经济和社会由农业贵族式变为工商业平民式，因为这无疑是在让他们自杀。他们的支持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打击贵族而不是消灭贵族，联合中产阶级甚至农民而不是成为他们的代表，可以增强君主对国家的控制，增强国际竞争，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势，维持自己的统治。他们不可能满足变革力量的要求。在这样一种悖论关系下，国家君权得到强化，但反抗君权的力量比君权增长得更加迅猛。革命已经不可避免！于是法国大革命爆发了，要为了让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在整个国家贯彻到底，将贵族一扫而空，哪怕面对经济倒退恐怖统治也在所不惜。这就是代价，贵族与中产阶级，农民阶级的共同代价。而为弥补这个代价，保卫这个唯一的人民国家，拿破仑应运而生，但无论拿破仑如何做，他的历史使命从来就是保卫人民国家，保卫建立自由平等博爱的世界的梦想。失去这个历史使命他注定要被历史和人民抛弃。正如书中所言，“拿破仑只破坏了一样东西：雅各宾革命，那是一种对平等、自由、博爱的梦想，以及人民起义推翻压迫的梦想。这是比他的神话更强有力的神话，因为在他垮台之后，是这种梦想，而不是对拿破仑的记忆，激励了 19 世纪的革命，甚至在他自己的国家也是如此。” 不同寻常的是英国。小农农业经过大规模的改造，成为了佃农 / 雇农农业，大量的非农业人口产生。这得英国产生工业革命有了三个基本条件，农业已经做好了在工业化时代实现它的三个基本功能的准备：（一）增加生产，提高生产率，以便养活迅速增长的非农业人口；（二）为城市和工业提供大量不断增长的剩余劳动力；（三）提供一个累积资本的机制，把资本用于经济活动中较为现代的部门。与此同时的技术发明以及其所带来的工厂制度，使大量非农业人口迅速转化为工业人口，配合海外殖民地提供了市场，使得工厂迅速普及，并且产生高额利润，产生了大量资本积累。工业革命不仅仅开始发生，更开始迅速完成由量到质的改变，成为改变整体经济和社会的力量。当法国大革命与英国工业革命终于都发生后，双元革命的旋涡产生了，并将席卷欧洲乃至世界，将现代民主政治与工业经济带去，让改变整体经济与社会的力量遍布世界。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世界也开始出现了。但英法的双元革命，在历史上看是相辅相成地影响世界的。在当时这个旋涡还是无意识的，更多的是法国大革命的思潮先行，为英国工业革命创造思想上政治上的基层。因此英国依旧坚持大陆均势政策，积极参与反法同盟。因此这个旋涡开始产生显著效果，是从反法战争开始的，在此以前的影响是上层的，此后因为战争的进行，法国大革命的主张，迅速传播到整个欧洲，埋在了一代人的内向深处，不断地生长发育。当这个漩涡开始展现力量，依旧是农业的土地所有权问题。新的资产阶级，要联合农民去进行改革或者革命，而且问题不是要不要联合而是能不能联合。因为对农民而言君主是他们的保护人，地主贵族才是压迫者。因此革命首先就是要启蒙农民，让他们明白自己所期盼的开明君主，实质上就是统治压迫他们的地主贵族的代表，本质上是一样的。并且在推进改革或者革命后，不仅要让农民获得土地，还要让他们获得社会福利庇护，以弥补反抗贵族而失去的利益。虽然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力量越来越大，日益成为欧洲各国可以与君主抗衡的势力。但农民依旧是他们得以抗衡君主的基层，换言之资产阶级政治实践，是得到农民阶层支持的实践。也唯有农民阶层的支持，改革或者革命才可能成功 。双元革命漩涡才能产生持续影响，不仅仅让农民摆脱人身依附，在身体上与精神上成为自由民，追求个人理想与幸福。还要让他们前往城市加入工厂转化为工人。实现经济上与社会上双重意义的变革者。由此可见，双元革命本质上就是创造一个民主的政治环境，开启现代工业经济发展，两者相互配合从而实现社会的全面改变。在这个时期，英国的环境是欧洲最好的，法国却因为缺少失地农民转化的工人而，落后于其他欧洲国家，可见农业农民对工业发展依然存在巨大影响。而此时发展环境最好的国家就是美国。加上铁路带动现代钢铁工业的发展，使得大量轻工业原始资本积累得以被利用。在欧洲引发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在美国促进农业与工业的双重发展，使得美国的发展逐步追赶成为仅次于英国，并且明显的具有超越英国潜力的大国。但在欧洲的城市中，工人的生存处境日益恶化，贫苦，饥饿，疾病，失业所带来的痛苦，比农业社会更加沉重。反抗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但无组织地反抗并没有多少意义，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力量，但弱小的工人阶级，面对依然处于迅速发展阶段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时，只会是少数力量。哪怕组织起来后依然难以推翻资产阶级，而只能逼迫资产阶级改善工人处境，增加社会福利。但这依旧是工人阶级，作为独立政治力量初次登上历史舞台，进行斗争的巨大历史性胜利。此时，共产主义同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一同存在并且战斗于这一时代，时刻影响着不同的人不同的国家按照自己的主张进行实践，使这一时期在思想上实践上，又进入了一个新的争论・解放时期。   经济的发展，创造出来了新的经济贵族，但没有新的贵族文化。因此旧有的贵族文化重新流行于新贵族阶层。可贵的是，相对而言这个阶层是开放的，可以接纳上升而来的平民，这就为新的上层文化产生创造了条件。而只有开放才能持续不断地为这个阶层带来新文化活力，以破除对旧文化的崇拜，促进贵族文化世俗化，创造与旧贵族文化截然不同的新文化。与此同时，大量受到上层资助的艺术家思想家作家们，法国大革命以自身为榜样鼓舞了他们，工业革命以其恐怖唤醒了他们，而因这两种革命而生的资本主义社会，则改变了他们本身的生存状态和创作方式。他们成为新文化的创造与传播中介。新阶层的开放性，大量吸收平民文化，让新文化具有了普世性 —— 包含世俗化的贵族文化，新创造的上层文化，以及大众文化一同存在。这样不仅产生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化精神，而且这些文化也反映着当时社会的矛盾所在，让今天的我们得以认识更加感性的历史现实。新文化的产生并没有摧毁旧文化生存的土壤 —— 宗教。反而因为它的诸多作用，在除了政治以外的地方影响力还得到加强。“对于从这类群众中崛起的中产阶级而言，宗教扮演了强有力的道德支柱，不但确认了他们的社会地位，挡掉了来自传统社会的轻蔑憎恶，同时更为他们提供了扩张发展的动力。如果他们隶属特定宗派的话，它还可使他们从社会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宗教可为他们的追求利润披上道德外衣，让他们看起来比自私营利者伟大些；宗教也使他们对被压迫者的严酷态度变得合法；而宗教与贸易的结合，则把文明带给野蛮，把销售带给商务。对于君主和贵族，以及事实上所有居于社会金字塔顶端的人来说，宗教保障了社会稳定。他们已从法国大革命中认识到，教会是王权最强大的支柱。虔诚而没有文化的民族，比如南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蒂罗尔人以及俄国人，都曾经奋起武装，在牧师的支持有时甚至是领导下，保卫他们的教会和统治者，并反抗外来者、异端和革命分子。虔诚而没有文化的人民，会满足于生活在贫困之中，上帝召唤他们来此，置身于天意为他们安排的统治者之下，过着合乎道德、简朴、秩序的生活，并摆脱理性所具有的破坏性影响。对于 1815 年后的保守政府来说 —— 哪一个欧洲大陆政府不是如此呢？—— 助长宗教情绪和支持教会，就如同维护警察机关和新闻出版审查制度一样，是政府政策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牧师、警察和审查官，正是当时反对革命的三大支柱。对于大多数已获承认的政府来说，雅各宾主义威胁了王权，而教会则保护了它们，只此一点就够了。但是，对于一群浪漫的知识分子和空想家来说，王权与祭坛的联盟，还有着一种更为深刻的意义：它保持了一种旧式的、有机的、活生生的社会，以抵抗理性和自由主义的侵蚀，而个人则发现这种联盟在表达自己悲惨处境方面，比理性主义者所提供的任何方式都更合适。在法国和英国，对于王权与祭坛联盟的类似辩护，则不具什么政治价值。对于悲剧性、个人式宗教的浪漫追求，亦复如此。” 但科学的力量是强大而且持续的，启蒙思想对普罗大众的影响也潜移默化地深入到了科学界。“只要科学家，甚至最远离尘世的数学家，生活在一个比其专业更为广阔的世界的话，那么，科学思想至少会受到学科专门领域之外的事物影响。科学的进步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前进，每一个阶段都解决了此前隐含或明显存在的那些问题，并接着提出新问题。科学的进步也得益于新问题的提出、对旧问题的新看法、处理或解决旧问题的新方法、科学研究的全新领域，或研究的新理论和实践工具的新发现。在此，外在因素便有着广大的空间可对科学思想发挥激励或塑造作用。” 科学在双元革命的影响下，虽然未能出现质变，但依旧加速发展着。推动着双元革命向纵深发展。1848 年的世界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多数居民仍和以前一样，还是农民，尽管某些地区，特别是英国，农业早已是少数人的职业，而城市人口已达超过农村人口的边缘。与世界总人口相比，工人阶级在数量上仍然是微不足道的，并且再一次除了英国和其他一些小核心地区外，无论怎么说他们都是无组织的。然而，如我们已经见到的那样，工人阶级的政治重要性已经相当大了，与其人数或成就不成比例。君主制度仍然是统治国家的最普遍模式。  君主制度仍然是统治国家的最普遍模式。19 世纪 40 年代的世界，是由欧洲的政治和经济列强，加上正在发展中的美国全权支配的。此时的世界已失去了平衡。在过去半个世纪所释放出来的经济、技术和社会变化的力量，是史无前例的。但同时，在强大的资产阶级正在发展的任何国家里面，贵族地主和专制君主的退却都是不可避免的，无论他们以什么样的政治妥协方案来企图保留其地位、影响，甚至政治权势。更有甚者，法国大革命的伟大遗产之一，即不断灌输给群众的政治意识和持续不断的政治活动，意味着这些群众迟早必定会在政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1830 年以后，社会变动的显著加快，以及世界革命的复兴，明白揭示了变革（无论其精确的制度性本质为何）已无法避免，且无可推延。对于广大的一般人民来说，问题甚至更加简单。如我们已经见到的那样，在西欧和中欧的大城市和工厂地区，他们的状况必然会将他们推向社会革命。他们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苦难世界里的富人和权贵的仇恨，以及他们对一个美丽新世界的梦想，给了他们绝望的眼睛一个目标，即使他们之中只有少数人（主要在英国和法国）看得到那个目标。利于进行集体活动的组织赋予他们力量。法国大革命的伟大觉醒教导他们，普通人不必对不公正逆来顺受：“在此之前，这些国家处于蒙昧状态，而其人民则认为国王是世间的上帝，他们一定会说，不管国王做什么都是对的。经过现在这场变化，统治人民将会更困难了。” 欧洲的统治者们乃至社会的中产阶级也已经深刻地感受到了革命的压迫。当穷苦的劳动者奋起之时，欧洲旧制度的虚弱与无能，增加了富人和权贵世界的内在危机。其根源在于旧社会留下的危机看来恰好与一次新社会的危机重合。此时的农民与工人阶层所发起的 “革命” 不仅要求面包和就业，而且还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和社会。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斗争，普罗大众重新恢复了法国大革命式的梦想。不仅仅要生存要自由平等要社会博爱。更要拥有一个政治和经济全面地进行过改造，不再是少数人统治得利的社会。 “很少有革命像这场革命那样被普遍预见到，尽管并不一定正确预见到在哪些国家或哪些日期发生。整个欧洲大陆都在等待着，他们已准备就绪，可立即将革命的消息借由电报从城市传向城市。1831 年，雨果写道，他早已听到了 “革命沉闷的轰响，仍然在地层深处，正在欧洲的每一个王国底下，沿着其地下坑道，从矿场的中心竖井 —— 巴黎 —— 向外涌出”。1847 年，革命之声高亢而逼近。1848 年，革命正式引爆。” 正如霍布斯鲍姆的书名，这是革命的年代，由法国大革命而起，由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 “革命” 而结束。但这只是文本的结束，而非历史的结束。革命的浪潮依然炙烤着欧洲社会的各个阶层，催促着革命 / 改革的到来。历史的脚步在加速来临！

经过罗胖推广，曼彻斯特写的《光荣与梦想》已经是大热门的书籍，如果你喜欢。那么同样是四部曲，英国作家霍布斯鲍姆所著，年代系列，绝对也是不容错过。这套书与曼彻斯特那套同样，通过大量的历史细节，带我们回到历史发生的现场。对这本书感兴趣的起因是，我对于长达 5000 年保持世界领先位置的中国，近代几百年是怎么落后于世界这个问题，一直有深深的兴趣。总体上，我们关于中国近代的落后，经历了 “器不如人”，到 “制不如人” 的变化。前者主要是指，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和武器变化。而制不如人，则主要是，诞生于在法国的大革命的民族国家概念和动员能力。理所当然的，我会对工业革命 + 大革命这个霍布斯鲍姆所谓的双元革命概念感到非常有兴趣。关于工业革命，本书有一个关键时间节点，1830 年。在 1830 年以前，人们肯定不曾明确无疑地感受到工业革命的影响。比如 “在意大利西北部利古里亚（Liguria）沿岸的一个县里，从 1792—1799 年所招募的新兵中，身高不足 1.5 米（59 英寸）的人占了 72%”，又如 “英国（这个当时公认的最先进国家）在 18 世纪 90 年代，每人每年平均消费蔗糖 14 磅。”1780 年左右开始，英国的工业革命开始在某个时间节点开始迸发，但仅限于英国内部，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很小。从 1830 年开始，欧洲经济突然进入到了一个快车道。“在铁路时代的前 20 年（1830—1850 年），英国的铁产量从 68 万吨上升到 225 万吨，换言之，铁产量是原来的 3 倍。从 1830—1850 年，煤产量也增至原来的 3 倍，即从 1500 万吨增加到 4900 万吨。”，“1830 年，全世界只有几十英里的铁路线，主要是从利物浦到曼彻斯特。到 1840 年，铁路线已超过 4500 英里，1850 年超过 2.35 万英里”。所有相关的统计数据都突然快速地、几乎直线式地上升，这才是 “起飞” 的标志，工业经济仿佛从天而降。当我们知道工业革命，甚至在 1840 年以前，都不曾被英国以外的世界感知，可能我们会对中国错过工业革命有一些新的想法。1793 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特使马戈尔尼率团访华，要求开放口岸经商被乾隆拒绝。这被认为是中国拒绝开放和拒绝工业革命的最重要错误。清廷麻木，可能源于马戈尔尼并未给清廷什么了不起的震撼，能够震撼中国人的蒸汽轮船要到 1802 年，火车要到 1804 年，彻底颠覆时代的后装线膛炮，晚至 1854 年才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被发明，并于 1860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用来对付中国军队。北京八里桥蒙古骑兵被先进武器一面倒屠杀，酿成了火烧圆明园的悲剧。而我们知道，清廷在大受震撼以后，立即开始了所谓 “洋务运动”。清廷或许应该负责的，或者说无法负责的问题，是 “制不如人”。1799 年，拿破仑通过雾月政变上台，加冕法国皇帝，随即横扫欧洲和北非，成为英国最大的竞争对手，拿破仑所倚仗的，并非 “坚船利炮”。而是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换而言之，法国人发明的理念，使得国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参与到战争当中而非封建时代的贵族战争。进入到 19 世纪的后半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经白热化，工业革命使得战争的烈度，战争的地理跨度远远大于之前的所有年代。没有民族国家，不动员起所有的民众，紧靠过去的旧制度，根本无法参与竞争了。拿破仑是独裁者，但他也是反封建，反地主阶级的革命者。中国太平天国运动，受到外力阻挠，没能推翻清廷，中国失去了一个进入民族国家的绝佳机遇，这个机遇被日本抓住了。1895 年，1937 年，日本两次打断了我国的现代化进程。@罗振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