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主政治制度建立之前，中国大多数朝代是中央集权专制政体。在这种条件下，要得天下，推翻一个现存的政权，取而代之，自然只能够依靠武力和阴谋。因为堂堂正正地进行政治斗争，无异与虎谋皮，不仅成不了气候，反而是自取灭亡，连试试这种可能性都不现实。但这些却成为企图得天下者的优势，因为只要能达到目的，手段可以不论。无所不用其极，反正不必承担什么政治、道义责任。即使真相暴露，也不难找到各种借口或者替罪羊。治天下者做事就不能太过分，至少不能越过社会公认的底线。因为统治者不这样做，以后就逃脱不了恶名，跟他治天下的身份，跟自己标榜的 “自古得天下无如本朝之仁者” 这样的形象是不相称的。得天下的过程中可以以破坏为主，不计后果，而且破坏得越严重，对自己越有利。所以无论天灾还是人祸，巴不得闹得越大越好，搞得越乱越管用。治天下的人什么事都难辞其咎，人祸固然是治理不当、防范不力、政策错误、吏治腐败所致，天灾则更是上天的警告和惩罚，说明自己失去了 “天命”，成了 “天之所厌”，不仅会造成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更会动摇人心，为反对派所利用。任何时候，破坏不知比建设要容易多少。所以在得天下的过程中，惯于使用断绝粮食供应、屠城、杀俘虏、以水代兵、散布流言蜚语、美人计、反间计等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而且总是握有主动权，可以随时随地应用。治天下者防不胜防，只能被动挨打。得天下的人为了争取人心，煽动民怨，可以不顾实际可能，做出过高、过多的承诺，或者给自己的支持者、拥护者以现成的利益，反正是慷他人之慨。治天下者只能量力而行，在物质基础有限的条件下，满足一部分人的需求，还必须留有余地。得天下的时候可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只要目标对着现政权，都能互相利用。其他方面的分歧或者冲突可以暂且不论。内部的权力斗争虽难以避免，但是大敌当前，首领还不能当孤家寡人，专制和残暴的手段不得不有所收敛。但到治天下的时候，皇帝和现政权就成了另一些人的唯一目标和夺取的对象。得天下的过程中，从上到下都还没有过多的要求，原来的贫民、罪犯只求活命。因种种原因投奔的也志在长远利益，被武力收降或阴谋收买的人会暂时隐忍。在物资有限和战事频繁的时候，各级首领还没有条件或者来不及太腐败。等到治天下的时候，个人的要求都要得到满足，统治者也不能一直提倡艰苦朴素。老是要求臣民 “共度时艰” 又不像个太平盛世。要天下太平，还得对一部分人实行赎买政策，对豪强做些让步，这些都需要真金白银，所以往往刚坐稳江山就开始捉襟见肘。正因为如此，英明的开国皇帝往往在治天下时会成为暴君，当现成皇帝的人不少是昏君，或者成了权臣、宦官的傀儡和玩物，不幸当了末代皇帝下场就更惨，这些都是专制制度治天下的产物，是不可避免的。

在世界几大文明中，中华文明不能说是时间最早的。中国的甲骨文出现在三千七百年前，在已知的世界古文字中，也不是最早的。但自从古代中国人使用甲骨文，然后用延续下来的汉字记录历史，几乎没有中断过。从这一点上讲，的确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其他文明，有的历史记录很快中断了，有的文字今天早已成为死文字，而中国保存了世界上最多的历史书。

葛剑雄教授在序中说到：“历史发展的常态是不变与万变的结合，不变中有变，变中也有不变，它们是辩证统一的。” 没有人能了解历史的全貌，我们只能通过一些狭小的入口，在穿过层层迷雾之后，去捕捉那些变与不变的规律，并最终找到历史的源与流。回到国家的立场来看，首先我们对某一地的认同感，是取决于外部条件的。事实上，我们心中并没有严格意义的地域归属，不是说天津人就只能是天津人、北京人就只能是北京人。当我们在讨论更大尺度上的问题时，管他天津还是北京，都是北方人，再上升一级，那就都是中国人。虽然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从何时开始）和美国水火不容，但假如明天三体人就要来了，恐怕不管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当面对三体人，我们就全都是地球人。既然如此，那我们如此在 “中国”、“美国” 这样的概念当中分裂、割裂、水火不容，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呢？换个角度来讲，我们当真只能用出生地来定义 “我是谁” 吗？那出生在美国，但从出生后第二天开始就生长在中国，讲中文，吃中餐，算不算中国人呢？不过理论归理论，现实中人家就是要把我们区隔开，所以首先还是要保护好自己。套句健身房的广告词：读书，是为了能跟傻缺好好说话。健身，是为了让傻缺能跟我们好好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