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汉后期到西晋这一百年，虽然人们在努力重建秩序，但面对私权化的泛滥，无论是曹魏的法家那套，还是西晋的儒家那套都没有真正达成。西晋虽然探索出一个重建国家统一的新模式，但最终还是没能走出东汉末年的阴影。历史对这个难题的回应是，继续进行反复实践。西晋灭亡后，中国历史进入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接下来这两百多年就像是一个大的试验场，几十个政权先后出现，都是在测试、迭代不同的历史可能性。

本书是作者的代表作之一，作者写的并不只是一部历史人物传记，而是以司马家族为核心，介绍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失败的政权样本，虽然失败但意义重大。本书核心内容：西晋政权是古代中国探索国家组织新模式的一次重要实践。东汉由于 “私权化” 的泛滥而灭亡，所以，东汉之后各个政权都在努力重建 “公权化”，曹魏政权试图依靠法家式的 “威信” 力量，最终失败。司马家族选择了儒家式的 “舆论” 力量建立了西晋，并实现了久违的统一，但统治者并没能持续推进公权化，加上外族入侵等原因，这个政权只维持了半个世纪便开启了更漫长的分裂期。但它的经验和教训，被后来的各个政权借鉴。从东汉后期到西晋这一百年，虽然人们在努力重建秩序，但面对私权化的泛滥，无论是曹魏的法家那套，还是西晋的儒家那套都没有真正达成。西晋虽然探索出一个重建国家统一的新模式，但最终还是没能走出东汉末年的阴影。历史对这个难题的回应是，继续进行反复实践。西晋灭亡后，中国历史进入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接下来这两百多年就像是一个大的试验场，几十个政权先后出现，都是在测试、迭代不同的历史可能性。最终，哪种模式能脱颖而出呢？推荐关注《隋唐世界帝国的形成》。

《晋武帝司马炎》是日本汉学家福原启郎介绍东晋兴衰史的小书。相比专业的学术论文，本书以时间顺序流畅而生动地描绘了司马家自诞生、夺权到亡国的大事记，并佐以若干日本历史学家的点评与分析，是一本对于普通历史爱好者很友好的读物。但对那些不熟悉后三国历史的普通读者而言，书中许许多多的名字的确是需要费力去记，这里推荐 B 站历史 UP 主 “稚嫩的魔法师” 制作的 “八王之乱” 以及 “东晋十六国” 系列的讲史视频，这个系列辅以史书原文以及地图，对于我们理解那个时代有很大的帮助。本书标题的主人公虽是司马炎，有关他的故事却只占全书不到三分之一的部分，足见其作为历史过渡人物的尴尬处境。司马炎虽然谥号晋武帝，但相比汉武与魏武，他所做的似乎只是顺应历史潮流，力排朝中异议，灭蜀吞吴实现天下大一统。三国归晋的故事在《三国演义》最终机会也有呈现，但即使读过那些内容的读者，首先记得的还是王濬、杜预一类的武将，其次也是谋权篡位的司马氏兄弟，至于晋武帝司马炎，倒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背景板。但作为西晋的实际建立者、“太康之治” 的社会重建者，以及司马氏的命运转折人物，晋武帝在 “后三国时代” 的重要性的确是被低估的。在作者福原启郎看来，晋武帝司马炎是一个锐意振兴国家、颇有政治见地的君主。譬如司马炎被后世诟病的两大 “罪行”：首先是逼死才德双备的齐王司马攸，致使他死后国家大权被外戚士族控制，更是让一个精神病人司马衷坐上了王位；其次是司马炎宣布取消郡县级别军事武装，致使八王之乱以及五胡乱华期间国家完全失去对地方的控制力 —— 这两点换一个角度也可见司马炎的用意：让齐王司马攸归藩国，是为了防止司马氏中央权力被分散，重蹈曹魏后期 “宗室无权” 的覆辙；而废除地方武装，可以视为西晋走出战时经济，恢复正常国家状态的象征。从结果上看，晋武帝司马炎的国家改革几乎是彻底的失败，除了他本人高涨的权力欲和相对不高明政治手腕的缘故外，司马炎更多的是被历史的惯性所束缚：自曹丕时期以来，“九品中正制” 的建立意味着士族重新掌握国家的舆论权和政治协商权力，司马氏一经夺权，就不得不面临与其他士族共享权力的现状，而一旦司马氏本家的继承者稍有不慎，外戚就会把控国家权力。因此司马炎只能对宗族和亲信大肆封官，并给予亲王封国和军队以维持国家稳定，这种安排却酿就了 “八王之乱” 期间宗族亲王勾结寒族势力相互攻伐的惨剧。至于北方边疆的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早在曹魏巅峰期已经是中原王朝的心头之患，八王尚未内斗，而少数民族已经内迁，就在司马炎鞭长莫及之外，王朝的丧钟已经在他的耳边敲响。伴随政治失败到来的是西晋时代精神的崩坏腐烂。司马氏本就得位不正：先是司马懿背洛水之盟，后有司马昭弑君，这些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手段无疑让那些把持着儒家解释权的士族对司马家抱有恐惧和鄙视的态度。为了建立自己的统治正当性，司马炎不得不以 “反曹魏” 的姿态自居向士族妥协，许以意识形态上的 “仁政” 与权力结构上的 “共治” 以换取名义上的国家统治权。于是我们看到西晋治下的两个极端：对于寒族与失势贵族而言，司马家是残暴的，所谓 “魏晋之风” 的政治性冷淡就是这种高压下的最终产物；而对于与司马家联合的世家大族而言，司马家是空虚的，西晋史书上不乏大臣指着皇帝大骂，而皇帝却只能一笑了之的 “宽容之风”。而正如作者在结语中所提到的：西晋的败亡实际源于社会评价体系的私欲化和统治集团内部的阶级矛盾。寒族一经上位，就只想着大肆滥权；而原本作为王朝主体的贵族们，却只想着用空洞的道德说辞逃避自己对于政治的职责。西晋末年重臣王衍空谈玄学，对于天下乱局却毫无解决之法，后赵开国皇帝石勒在杀他前怒斥：“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坏天下，正是君罪。” 这未尝不是西晋死局的缩影。回到晋武帝司马炎本人，作者评价他 “有意识地试图阻挡时代的潮流，但最终为潮流所摆布，” 而在我看来，司马炎只是一个碰巧出生在皇族的普通人，他是一个才华即使不论平庸，也远称不上高明的普通人，他所犯下的一些错误，有一些是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私欲所致，而另一些却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 “心有余而力不足” 的表现。即使是被史书记以 “何不吃肉糜” 的晋惠帝司马衷，也有 “此为嵇侍中血，勿去” 的高光时刻，作为一个理性正常人的司马炎，何尝不想又做一个好族人，又当一个好皇帝呢？然而历史的转折将他和他的野心全部甩出了正轨，换之以全华夏的生灵涂炭和战火纷飞。作者福原启郎在中文版序提到，就在原书发行的一九九五年，日本先是发生了阪神淡路大地震的天灾，又是遭受了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的人祸。能够想象的是，作者在叙述与阐释晋武帝司马炎和西晋命运的故事中，一定夹杂着他对于现代日本政治的批评与影射。但站在中华大历史的维度看，西晋的灭亡确实摧毁了一个旧的世界，却也在宗教、民族、文化意义上催生了一个范围更广、内涵更复杂的全新华夏文化圈。时代的一粒沙子，固然落在个人身上是一座山；但个人的一粒沙，未尝也不是构成时代这座山的因子，像魏晋名士那样脱离时代，故作逍遥固然是不可取的消极，像士家豪族那样试图拿一时的道德偏见肯定 / 否定时代与文明却也是一种不可学的狂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