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书：《动荡的世界：风险、人性与未来的前景》。美国犹太人格林斯潘，美国第 13 任美联储主席，任期跨越 6 届美国总统，被称为 “经济沙皇”。作为自由资本市场主义的信仰者，格林斯潘没有预测到 08 年经济危机。本书是一面镜子，透视格林斯潘的思想世界。理事会刚刚宣布在数十年来第一次动用《联邦储备法》（Federal Reserve Act）中含义模糊但具有爆炸性影响的第 13 条第 3 款的授权。概括地说，第 13 条第 3 款的含义是，授予美联储接近于无限制地向任何人借出现金的权力。当日，美联储授权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借出 290 亿美元，以帮助摩根大通完成对贝尔斯登公司的收购。成立于 1923 年的贝尔斯登公司是一流投资银行中规模最小的，当时已处于破产边缘，前一周才刚刚挥霍掉近 200 亿美元。贝尔斯登的衰落揭开了此后延续 6 个月的全球金融局势恶化的序幕，最终在 2008 年 9 月 15 日导致雷曼兄弟公司破产，进而引发了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人性对于亚原子粒子的相互作用没有任何影响，但我们的恐惧、狂热和从众本性以及文化传统等却决定着金融活动的走向。自 1965 年以来，随着公共医疗计划（Medicare）和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的实施，加上社会福利水平与通货膨胀率挂钩造成的社会保障项目支出大幅提高，美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长达 40 年的社会福利支出暴涨，年均涨幅接近 10%—— 由两党联合推动。对不确定性的探究带有一些雾里看花般的特点，对未来的强烈折现意味着我们难以准确预见某个时点之后的情况，前方的景致随着跨度（即风险）增加变得更加模糊。反之，不确定性的减弱或消除则相当于迷雾被吹散。只有人类智慧将生产率提高到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水平以上，时间偏好才能真正成为储蓄率的重要影响因素。美国经济学家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在 1899 年发明了 “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一词，以描述这种紧跟式的互相攀比的消费现象。所谓 “尾端风险”（tail risk）的蔓延程度。这个金融术语是风险经理们用来描述极低概率情况下的投资结果，而这种概率一旦发生可能导致非常大的损失。我刚出任美联储主席时有过这样的经历，在内部会议上我天真地问道：“你们怎么判断合适的资本金水平？” 一片沉默让我很意外，这使我很快认识到，这类基础问题的答案通常是被视为给定的，很少会被触及，除非遭遇危机。作为杰塞尔悖论的延伸，每位在开始时怀有疑虑的买家都逐渐成为坚定的多方，由空方向多方逐渐转化的过程推动价格不断走高，从众行为也在其中发挥作用。简单地说，在市场顶端，每个人都被转化为多方并对此深信不疑，但此时已没有更多的人可以加入，新出现的卖家将无法出手。金融体系在市场经济中的最终目的是把一个国家的储蓄（包括折旧）加上来自国外的借款（经常账户赤字）转变为对工厂、设备和人力资本的投资，给资本带来风险调整后的最大收益率，并促进这个国家的人均小时产出率的最大提升。在我看来，危机之后最迫切的改革是修订监管部门所要求的风险调整后的资本金和流动性水平，以及交易对家所要求的抵押标准。市场上的私人参与者今天所要求的资本金和资产负债表流动性已经远远高于《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标准。与危机前相比，幸存下来的影子银行如今必须面临交易对家所要求的更苛刻的市场标准，涉及资本金、流动性和抵押品等。进入 20 世纪，人们有了足够的数据对国民经济产出的规模和变化进行估计。铁路运输量成为判断产值的一个普遍指标，我至今依然采用这些数据来追踪每周的工业活动。到 20 世纪 20 年代，经济分析师们很快都采用每周的银行结算数据（不包括以金融业为主的纽约市）来估算全国的非金融业发展趋势。定期推出的 “银行经济报告” 成为解读经济活动的重要信息来源，那是今天常见的经济趋势评论资料的前身。我的经验表明，如果政策制定者选择站在少数派一边，在出现错误之后，他们会在政治上受到惩罚；如果选择站在多数派一边，在出现错误后则会被容忍，政治损失要轻微得多。福特总统和里根总统的政治勇气比我当时的认识要大得多。成为美联储主席后，我很快认识到该组织内部有个核心群体，好比美国乃至全世界经济学界最训练有素的 250 位博士。在我的 18 年任期内，这个核心群体由迈克・普雷尔（Mike Prell）和戴维・斯托克顿（David Stockton）担任研究与统计部负责人，特德・杜鲁门（Ted Truman）和卡伦・约翰逊（Karen Johnson）担任理事会的国际部负责人。促进创新繁荣的必要环境因素是财产权利的有效执行，以及对创新有帮助的其他政治和经济条件。文化、宗教以及政府压制都可能伤害创新冲动。美国历史上有着促进创新的创业冒险文化，有助于将稀缺的储蓄最大限度地利用到推广实用技术的创新用途，结果是形成了高生产率的资本资产。相比之下，中国尽管也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但其社会体制却容易打击那些不循规蹈矩的、迎合部分上层领导意志的思考。前文已经谈到，创新从定义上讲就是突破传统思维，因此也是对现有势力集团的潜在威胁。根据 2011 年的汤森路透社对全球 100 家最具创新力的企业进行排名，其中有 40 家美国企业上榜，中国却一家都没有。参加并赢得 “二战” 那代美国人带头创建了与美元挂钩的世界经济新秩序，并使美国拥有了无可匹敌的世界经济霸权。他们被汤姆・布罗考（Tom Brokaw）贴上了 “最伟大的一代” 的标签，“他们在每个方面都取得了成功…… 并且拯救了世界…… 他们给世界带来了在漫长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科技、文学、艺术、工业和经济成果”。他们养育了婴儿潮那代人，并开启了将美国塑造为 “特殊国家” 的道路。

本书的作者是艾伦・格林斯潘，美国第十三任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任期跨越 6 届美国总统。本书是格林斯潘结合自己对于凯恩斯提出的 “动物精神” 的研究，对 08 年金融危机预测失误案例的研究与反思。
 
本书的核心观点是：人们的非理性行为有着比我们以前设想的更系统的特征，尤其在经济极端紧张时期。或者说，这种非理性行为是可以被测算的，可以成为经济预测过程和经济政策制定的内在组成部分。该观点属于行为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在本书中格林斯潘也用大量的数据图表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支撑。
 
本书令我印象深刻的点有如下几点:
 
1.     市场流动性与风险厌恶的相关性：市场流动性主要取决于投资者的风险厌恶程度，这是驱动金融市场的最具决定意义的动物精神。在金融危机爆发前，投资者对风险厌恶程度的降低导致信用溢价的报价越来越低，并伴随着巨大的成交量（流动性的指标），从而使人们产生了能把一切产品卖出去的假象。然而当恐惧引发市场收缩时，由于买家大量回撤，买卖双方的报价呈现螺旋式下跌，流动性在一夜之间消失殆尽。
 
2.     泡沫的危害程度与杠杆：泡沫的危害程度似乎与金融行业的杠杆水平有关，尤其是当债务期限短于其用以投资的资产回报期限的时候。
 
3.     主权信用滥用的危害：只有在发生极端的金融崩溃时，才应该把主权信用作为坚强后盾。主权信用并非没有成本，它会造成大而不倒的机构，罹患与裙带资本主义类似的痼疾。更重要的是，这种办法会令人上瘾，每次遇到经济活动的负面波动都会让人联想到这个看似没有政治成本的解决方案。
 
4.     政府很难采取少数派政策：在任何民主社会，总统、议员、中央银行家和其他所有经济政策制定者要想超越传统思维都非常困难，这些传统思维经常还会因为从众行为而被强化。引领市场需要政府官员具备罕见的信念，因为走在市场前面必然意味着与市场中用真金白银投资的参与者秉持相反的观点。格林斯潘的经验表明，如果政策制定者选择站在少数派一边，在出现错误之后，他们会在政治上受到惩罚；如果选择站在多数派一边，在出现错误后则会被容忍，政治损失要轻微得多。
 
5.     美联储的独立性：美联储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的决定从法律上说不能被其他任何政府机构推翻，但人们很清楚，如果货币政策触怒了国会或者总统，那么美联储的独立性有可能被他们通过立法来改变，从而削弱其政策效力。在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格林斯潘收到过许多来自国会的要求放松货币政策的意见，却从来没有收到过一份要求收紧货币政策的呼吁。
 
6.     观念呈现的重要性：在社会和政治议题的论述中，观念的表达方式至关重要。一个人给另一个人的款项或者政府给公民的拨款，是定义为 “救济” 还是应得的 “权益”，对于那些受政治影响的经济行为具有深刻含义
 
本书推荐给对宏观经济，行为经济学感兴趣的朋友。

流动性是风险厌恶水平的函数，当风险厌恶水平快速提高时，流动性随即蒸发因此调整后的真实世界的概率分布状况是，正面结果的尾端依然小得难以察觉，而负面结果的尾端将变得非常明显和突出泡沫的产生经常是由于人们越来越相信能实现稳定的长期生产率和产出增速，同时保持稳定的物价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