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是群体动物，比其他动物优越和先进就在于可以跨越亲缘的协作和联合，而沟通协作重要工具是语言，作者认为 “民族” 就是基于语言，人类想象和创造出来的概念。人生主要困惑在于追求生命意义，人类文明开始后生命意义由宗教主宰，过去 200 年来，科学和地理发现带来的多元宗教，也消弱了宗教的影响力和唯一性。这样基于相同 “方言” 认可的民族就出现了，随着欧洲的印刷革命，各种 “方言” 形成文字，也就催生了不同民族。作者出生成长于异国他乡，在东南亚多年，作为旁观者，眼看东南亚二战后，英美以 “民族” 主义对抗蔓延的共产主义，不免对 “民族” 产生疑惑，中国人天然生活于多语言多民族环境，以汉字文化解决了多民族认同，英语目前已经成为世界语，但 “民族” 主义，让盎撒帝国没有形成文化共识。

作者用这本书为民族主义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范式。这个范式努力避免了 “欧洲中心” 或 “西方中心” 的观点，把常被人忽略的美洲，东南亚甚至非洲囊括入其宏大的理论体系。但是对于中国这个无论面积、人口或影响力都难以从地球上抹去的地区，却鲜有提及。这似乎表明，安德森所构建的理论体系，在解释中国的民族主义时，存在很大的困难。中华民族这个意义上的构建，应该完成于 20 世纪上半叶。更具体的说，是由梁启超、孙中山等人所提出的。这个过程并不直接对应于安德森所列四种民族形成模型中的任何一种，但是与第四种模型有很大的相似性。可以大胆的假定，虽然中国未曾成为殖民地，但是中华民族的构建，和殖民地民族的构建也是有一定的关联性。不同的是，这个历史使命的承载者，不是本地殖民教育体系所培养出来的双语知识分子，而是奔赴海外的留学生们。一个想象的共同体首先在旅外学生中被构建出来，这些接受了一流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依凭自己对西方民族主义的了解，规划着中国民族主义的雏形，于是出现了兴中会、同盟会、华兴会等组织形式（有趣的是这些早期的党派雏形，多在海外创立）。此后这批知识分子如何在国内宣扬民族主义思想，如何最终导致一个民族国家的建立，便与安德森构建的殖民地模型吻合了。但这通假设有一个薄弱环节：这些旅外学子，既然是留学海外，受教育之路未受束缚，回国后，权力之路也为他们开放，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赋予了他们想象中的共同体一个边界呢？如何寻求民族的振兴呢？安德森的理论体系，似乎也无法完美的解答这个问题。有个稍微合理的解释是，作为一个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已经存于人们想象中很久，后人所做的，只是一步步修缮这个想象的形态。这就是为什么在孙中山这段时期前后的旅外学子、活动家、革命家，提及改革、革命，总是以 “恢复中华”、或 “中华复兴” 来论 —— 民族这个概念他们不需构建，信手拈来，因为中华民族这个词，从未消失。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未断，这是其他任何文明未能达到的。要说这个地区未受侵略，未被改变，这是假的。但是着不同服饰，操不同语言的侵略者一旦登上了统治的位置，却都在有意的或无意中被同化了。而新文化不断的掺杂、融合，使得中华文化始终保持着活力。与之相应，我们还可以发现中国的统治范围虽然不划边界，却有一定的固定性；朝代更迭，政治秩序却基本不变；方言不同，但书写语言早就统一。安德森在本书中的理论，也无法解释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条件。安德森认为民族主义有三点文化根源：宗教、王朝与时间观念的改变。但是在中国，宗教的统治力从来没有达到欧洲宗教所达到的高度。即使在它们最风光的时候，佛、道也没有战胜过世俗的信仰。而中国的王朝，也从未虚弱到依靠宗教获得正当性（即便宗教的幌子常在起义中被利用，但最终不起决定性作用）。在中国，更相近于安德森所述的宗教共同体意义的是儒教，或者更直截的说，纲常伦理。“家国天下”，“三纲五常”，“上下有序”…… 我们可以把这种伦理秩序想象成往水里仍石子引起的一层层的水圈，而溅起的水花又连带引起更多的水圈。高贵的人在里圈，卑贱的在外圈，这样一层层无从僭越。这种秩序与封建王朝结合，支配的便不仅是人们的想象了。

东方讲 “家国同构”“人法自然”；西方讲：“民族英雄”“国家荣誉”，这一方面将人与地相连，一方面又使人与天相承。人、地、天，如此立体，又如此模糊，这便为张力的产生创造了可能；借着张力，它们相互交织，归属感便有可能借机而生。由此观之，归属感的产生离不开概念，而概念的产生依赖于想象，换句话说，获得归属感的先决条件是你得要先创造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而如果要创造，必得先满足下列几个条件：1、“同时性”：2、边界；3、矛盾先来说第一点，“同时性”，建立归属感的第一要义是你们要同属一个时空，否则的话，单靠推理，我们是无法将自身与他者相连的。这就像是两个人赛跑，必得要先同处一个跑道，不然的话，他们很有可能会不服。关于 “同时性” 这一点，作者在书中举了很多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报纸。早期的人们信息获取的途径很有限，就算是教徒，也只能在渐趋黯淡的上帝之光的照耀下行动；但等到有了报纸，事情便开始有了转折。尤其是在当时技术落后的条件下，印报纸也只能报道临近的事，这样，当时的人便和周遭连为一体了。再加上报上有日期，事件有情节，而日期与情节的背后隐含了一种纵深感，这就导致了立体的共同体的产生。此外，我们还可以将 “同时性” 这个概念的内涵扩大，扩大到世界这个维度。换句话说，将这个概念放在民族当中，此时，它对归属感的作用同样成立。这也就难怪，改朝换代要重新装饰历史了。讲到这，我们只是将 “同时性” 聚焦在连续性这一个方面，但倘若时间不是连续的，更准确地说是假如时间被有意歪曲了，还是否会同样产生归属感呢？作者的答案是否定的。为了论述这个观点，作者举了美国建国的例子。美国在建国之初为了塑造美利坚民族，曾经想方设法地剪断自己与英国的联系，但到头来不得不回应国民的质疑，将时间重又放到连续的时空当中。其实，这也不难理解，请允许我我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我们在小时候都曾问过父母 “我从哪里来？”，父母的答案很斩钉截铁 ——“你是我们捡来的。” 然后，我们又问 “从哪里捡的？” 这个时候，父母大概率上会保持沉默，因为如果他们回答的话，大概率又会引出另外一个问题：“谁扔的？” 我们从小就懂得从后向前回溯，换句话说，我们从小就懂得时间是连续的。但是，我们成年人都知道，回溯是没有止境的，这个时候，我们又该怎么办呢？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 —— 边界。在这里，我打算将时间与空间放在一起介绍。为了讲清楚边界，作者引入了两个关键词 “地图” 与 “博物馆”，关于 “地图” 的边界作用无需我无多加赘述，咱们单说 “博物馆”。一谈到博物馆，我想大家的第一印象是 “庄严”，这当然没错，但在庄严背后其实暗藏玄机。这个玄机便是 “历史叙述”。罗振宇老师常说：“不同的叙述方式代表着不同的理解方式” 诚哉斯言！博物馆的出现便是要利用这个理论。在博物馆中我们常看见各种讲解，而这些讲解代表着的其实是国家的正统叙事。例如，政府为了激发民族自豪感，常常会将本国的英雄的塑像陈列在一起，这是正的一面；但与此同时，这当中也存在着相反的一面－－无论当时他们是否分属不同的阵营，政府总乐于将各族人民的争斗看作是 “手足相残”，这其中内涵不言而喻。的确，“博物馆” 体现了民族建构中时间与空间的边界，但坦率地讲，这种边界并不真实，因为它当中暗含了一对矛盾－－国家与民族的矛盾。尽管，移民之前母国人民与移民者同属一个民族，但在移民之后，由于地域的阻隔，民族的情感就渐淡了。换句话说，民族情感与 “同时性” 的感觉成正比，这也很符合我们的日常认知。落回到我们民族自身，了解了民族信念的产生离不开 “同时性”，那么，在此基础上，“同时性” 又对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出了什么要求呢？我将它归纳为以下两点：从内部的视角来看，我们应当做到，以全民族的共同参与为前提；为此，我们必须要尽快通过技术手段，将中国人民连接在一起。从外部的视角来看，考虑到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张力，当代中国政府应当秉持世界主义，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展现中华民族独特的包容性，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不至于陷入民族主义的阴暗面，中国社会才能获得更长久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