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中窥豹读书计划第 1088 本（361）#《读书（月刊 2022 年第 12 期）》🚢在传统的街角茶馆，顾客们并没有什么隐私意识，可以放开讲他们的故事，这对我的考察很有帮助。但是这样做的缺点是，漫无目的，我所获得的信息经常是随机的，无法得到系统的资料。特别是在茶馆与茶客漫谈的形式，使我不可能长时期地、深入地了解我所观察的对象，进入到他们的内心世界，或是进入他们的生活。因此与人类学家长期住在一个社区内的系统田野调查相比，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好在我是从历史学的视角去对待我所收集的资料，并不试图去建立一种人们行为的一般分析模式，而是去回答在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变化过程中，公共生活是怎样改变的等相关的历史问题。🚢我在茶馆里观察到各种人物，各个不同年龄、性别、职业、受教育程度的顾客，以及在那里谋生的人们，包括掺茶的、行医的、卖药的、卖绘画书法的、掏耳朵的、擦鞋的、算命的、唱歌跳舞的…… 茶馆的小空间，就变成了一个纷繁的大社会。🚢从前许多在街上从茶馆门口经过的各种挑担子的小贩，卖米的、卖水果的、卖凉面的、卖花的等等，现在也几乎见不到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过去这个城市与周围乡村的紧密联系，由于受城市的扩展、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已经被割裂开来，或者以另外一种形式连接起来，即现代化的物流系统已经扮演着联系城乡的一个主要角色。🚢历史就是这么无情，当我在整理茶馆笔记的时候，我们正在遭受又一次疫情的打击。如果有许多人都记录下在灾难中的日常经历和故事，就会给后人留下更全面的和真实的记录。我们不能只依靠媒体的报道和个别知识分子的写作，因为那只是有限的观察和视角。民众自己来记录当下的故事，哪怕现在可能没有机会传播，但是多年以后，就是珍贵的原始资料。🚢《街头文化》一书对 “大众” 的关注，首先体现在其研究的是成都民众的公共生活，即在街头公共空间的日常生活（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活动）。而 “街头文化” 一词则是 “在街头的大众文化” 的缩写，主要是指下层民众关于街头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的各种安排。在王笛看来，传统城市的公共空间是民众共同生活的 “自治” 社会空间。在其中，民众自行安排公共空间的日常使用，自行组织经营、娱乐及庆典，还有一套办法来解决在公共空间中发生的各种冲突，街区邻里之间也形成了共同体意识。🚢全世界近些年的三大热点，新冠疫情、数字货币和元宇宙，令人情绪起伏，眼花缭乱，不知所措。现实与魔幻交织的世界似乎正在到来。新冠疫情是出悲剧，病了那么多人，生产滑坡，市场冷清，经济疲弱，生活失常，至今仍然难言完全结束。数字货币有点喜剧味道，便捷社会生产和生活，降低交易成本，节约自然资源，大有 “十拿九稳” 之态势，溢美之声不少，似可说情理使然。元宇宙呢？这个被看作人类真实社会旁边未来的 “虚拟世界”，究竟是悲是喜，或无关悲喜，目前尚说不清楚 —— 专家学者议得热烈，平头百姓雾水一头，加总起来，还是个模棱两可的样子。🚢新冠病毒是一种大自然的存在，人类根本消灭不了它，表明人类并非是这个星球上的主宰，而只是与其他物种共生、共存和共长的另一种大自然的存在而已，有相对优势却无绝对能量，为造物主所造而非造物主本身。所谓相对优势，是人类具有独一无二的思维、语言和文字的 “灵性”，能够获得或创造某些知识来理解世界，通过制造 “人造物” 影响世界，参与世界演进，甚至某种程度地改变世界。🚢数字货币还未全面进入社会生活，就目前普及性的说法，它的优势是既 “快” 又 “省”，还 “去中心” 而不属于任何人类的垄断组织。“快” 和 “省”，一个高速度，一个低成本，它们或许会成为事实 —— 因为已有的数字支付工具，如支付宝、微信支付，就有 “快” 和 “省” 的表现，数字货币只会更胜一筹。“去中心”，是相对于现在货币发行由各国中央银行 “单一中心” 承担而言的，它兴起于比特币和区块链技术模式，大有革命性的意味。🚢“科学” 的本原，具体表现为人类对于外部世界和人类自身分门别类的观察、综合、分析及推理等研究，揭示人、事、物之间的关系，形成相对稳定的认知结论；一是沿着人类判断自身 “灵性” 价值或意义的方向前行，“科学” 衍化成了人类思维、语言和行为有没有价值、价值是大还是小的判断标准，具体表现为人类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完成任务、解决问题和生产物品行动的依据，以及行动结果评说的依据。

当年我到了美国以后，离开了中国的文化环境，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成都的点点滴滴开始在脑海中不断浮现。因此，在博士论文开始选题的时候，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研究成都这个城市。当时我有三个选择，街头文化、茶馆和袍哥，后来根据资料收集的难易程度，决定还是选择街头文化，因为相对后面两个题目，资料收集稍微容易一些。在追寻街头文化资料的过程中，陆续发现成都茶馆的新资料，以至于《街头文化》那本著作完成之前，我便决定把茶馆作为我的下一个研究课题。关于二十世纪成都茶馆的研究，最终发展成了两部学术专著、一本文学和历史学结合的大众读物以及一本茶馆考察笔记。第一部专著写的是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成都茶馆，主要利用了档案资料、报刊以及其他文献。但是第二部由于涉及离我们比较近的时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写作上遇到很多不利因素。要么没有档案，要么档案还没有到开放的期限，或者就是对时间比较近的档案管理比较严格。不过有利的因素是，我自己作为研究者可以直接对茶馆进行考察。在那几年里，我考察了不同类型的茶馆 —— 从气派非凡、多层的、可容纳上千人的茶楼，到简陋的只有几张桌的街角茶棚，与茶馆中各种各样的人进行了交流。我对成都茶馆的考察，主要集中在一九九七年、二〇〇〇年和二〇〇三年的三次考察，以及以后的关于茶馆的一些记录，留下了这本茶馆笔记。我对茶馆进行的实地调查，得到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然而没有预料到的是，利用这些资料的最后成果，竟然到了二〇一八年才由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翻译版二〇二二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如果从一九九七年算起，也就是说前后二十一年，可见这项研究工作的投入有多么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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