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其代表作《国富论》首次出版于 1776 年，是第一本系统性论述经济思想的著作，被誉为经济学的开山之作、西方经济学的 “圣经”，对经济学发展起着基础性作用。一、时代背景和现实命题：问题的提出《国富论》的问世自然归功于亚当・斯密的伟大创造，但也离不开时代沃土的孕育。亚当・斯密在英国所经历的 1723-1790 年，正是欧洲从中世纪转向近现代、神本位时代迈向人本位时代即将大功告成的关键时刻。从十三世纪开始，历经五六百年，欧洲发生一系列惊天大事，为走出旧世纪、步入新时代做足了准备、夯实了基础。文艺复兴作为现代西方起步的标志性节点，使得欧洲人开始把眼光从神转向人、把精力从神圣化的天堂放回世俗化的人间。接着而来的宗教革命瓦解了传统的政教体系，突破了宗教的精神束缚，为资本主义发展和多元化现代社会奠定基础、注入灵魂。新教伦理下，经商赚钱、创造财富不再是丢人而是光荣的事情。大航海则在现实中往前走了一步，新大陆的发现，殖民地的开发，为资本主义提供了原始积累，为财富增长探索了全新路径。发端于英国、高潮于法国、收尾于德国启蒙运动，作为整个现代西方历史上的核心文化事件，让理性主义、进步主义和自由民主理念响彻欧洲。亚当・斯密所处的英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国家，一件没差地参与了这些重大事件，还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精彩。宗教改革点燃的战火没有烧过来，躲过一场血光之灾。大航海运动最后、最大的胜果，被英国以黑三角贸易体系、股份公司等方式夺取。《大宪章》《权利法案》的先后签订，塑造了新型政体、注入了自由精神。亚当・斯密见证了瓦特改良的蒸汽机投入使用，经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到来前的蠢蠢欲试和到来后的轰轰烈烈，站在了一个全新时代的开端。在这个新的时代，个人深受理性自由之光的洗礼，已经全面觉醒，不再是宗教压抑和政治压迫的对象，而是改造世界、创造财富的主体。在这个新的时代，国家、社会、市场已经崛起，科技力量开始爆发，为个人进步和国家发展搭建了前所未有的广大舞台、提供了效率倍增的强大力量。在这个新的时代，增量扩张代替存量分配成为主要特征，创造财富代替抢夺田地成为中心任务。搞钱成了这个时代争相竞逐的主流目标，富国裕民作为一个深层次、时代性的理论问题则摆在了当世思想家们的案头上。二、主要内容和思想体系：答案的揭幕亚当・斯密作为当时杰出的思想家，揭下了富国裕民的 “英雄榜”，并出色完成任务 ——《国富论》问世。从其全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或可见，《国富论》一开始就是奔着 “如何富国裕民” 这一时代命题去的。围绕 “富国裕民”，《国富论》分五篇展开阐述，每一篇都有其核心主题和中心观点，亚当・斯密在该书序言中也作了简单介绍和梳理。第一篇 “论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并论劳动生产物自然而然地分配给各阶级人民的顺序”，分别论述劳动生产力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物如何分配这两大核心问题，认为分工能够提高生产效率、提升造富量级，指出劳动生产物包括工人的工资、资本家的利润和地主的地租三部分。第二篇 “论资财的性质及其积蓄和用途”，集中论述资本的性质和功能，认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从不同角度共同推动国民财富的积累和增长，是推动富国裕民的重要力量。第三篇 “论不同国家中财富的不同发展”，从历史的角度论述了各国的财富发展历程，指出不同国家的不同政策会带来不同的财富发展，认为一个国家财富发展的自然进程一般是先是农业、再是制造业、后是对外贸易。第四篇 “论政治经济学体系”，着重介绍分析了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这两种盛极一时的经济思想，认为只有自然自由的经济环境才能更好实现富国裕民。第五篇 “论君主和国家的收入”，分别论述了国家的支出、收入和公债三大问题，明确提出一个国家只有在收入超过支出时，资本才能得到积累，富国裕民才能得以实现。《国富论》不是作者思想火花的简单合集，而是深邃思考的有机体系，呈现了亚当・斯密对现代经济学大厦的整体构架。一是人性根基。正如亚当・斯密所言，“我们期望的晚餐不是来自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的好心，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我们不求诸他人的人性关怀，而是求诸他人的自利心，永远不要对他人倾诉自己的需要，要告诉他人有何利益可图”，人性的自私自利是经济发展、富国裕民的终极起点。二是动力支柱。土地、劳力、资本是经济发展、富国裕民的三大支柱性动力。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第一篇、第二篇分别论述了劳力和资本的问题，创造性提出分工才能极大激发劳动力的效率，资本的有效积累和高效流转更有利于经济发展、富国裕民。三是市场机制。市场机制是经济发展、富国裕民的底层逻辑。亚当・斯密从分工出发，系统论述他对整套市场机制的理解：分工产生交换，交换需要货币，货币涉及价格，价格基于价值。亚当・斯密认为，由分工、交换、货币、价格等要素组成的市场机器有序有效运转，经济自然能发展起来。后世用来作喻市场机制的 “看不见的手”，亚当・斯密也在此书提出并作了初步论述。四是自由精神。自由贸易是发展经济、富国裕民的核心理念和关键原则。在《国富论》第四篇，亚当・斯密逐一分析、严厉批判了当时各国妨碍自由贸易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主张自由环境下的自由贸易才是发展经济的正确道路。五是政府角色。市场可能紊乱，自由容易过火，政府不缺位、不错位、不越位地发挥作用是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此问题，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五篇作了专门深入论述，认为政府不但要维持收支平衡，不自身暴雷给经济发展添堵，还要加大国防、司法和公共工程三方面的支出，维持好社会稳定安全、公平正义、向好运转，为经济发展、富国裕民营造良好环境。对于富国裕民的思考，亚当・斯密立足但不限于经济领域，构建了一个宏大的思想体系。亚当・斯密一生正式出版了三部著作：一是经济学著作《国富论》，前文已述；二是伦理学著作《道德情操论》，1759 年问世后即得到热烈关注和广泛好评，是作者本人最为看重的一部书，历时 20 多年修订 6 次；三是法理学著作《法学讲稿》，由两个学生根据亚当・斯密诸多演讲内容整理汇编而成，虽不是亚当・斯密生前出版的著作，但两个学生的笔记非常详细，完整地呈现了亚当・斯密的法学思想。三部著作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亚当・斯密 “富国裕民” 理论的 “一体两翼”。《国富论》是 “一体”，详尽论述 “富国裕民” 理论的主体内容，但以经济人假设为起点、利润最大化为重点的经济发展，极易导致利益争夺，进而衍生两个极端问题 —— 内心物化和外在失序；《道德情操论》《法学讲稿》作为 “两翼”，一阴一阳、一软一硬、一内一外，针对上述两个问题提出解决之法。一是道德的软引导。《国富论》《道德情操论》分别以自私自利心和同情利他心作为论述起点，自私自利与同情利他看似矛盾、实则统一，是人性的一体两面。纯粹的自私自利往往适得其反，唯有以同情利他为基础的自私自利才能可持续、最获利。正是同情利他心的存在，自私自利心在逐物的异化道路上才能及时刹车。正是建立在同情利他心基础上的道德伦理秩序，规劝了建基于自私自利心的经济过激行为。二是法律的硬保障。《国富论》第五篇简单论述了法律对保障经济秩序的重要作用，《法学讲稿》对此作了更深更细的探讨。发展经济、创造财富的过程也是争夺利益、竞逐金钱的过程，争夺极易失序、最需规矩。以正义强制力为基础的法律体系，是秩序的最坚硬支撑、最强力保障。唯有法律站在后面，经济才能放心发展。三、经验启示和方法拾遗：思想的蔓延回过头来细心体会亚当・斯密两百多年前的思考，能够获得的不仅有作为内容的世界观输入，更有作为智慧的方法论启迪。抱持现实主义。亚当・斯密的现实主义集中体现他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的选择上。研究方法方面，亚当・斯密沿用由弗朗西斯・培根、约翰・洛克、乔治・贝克莱、大卫・休谟等英国思想家所开创和主张的经验主义，用脚步丈量认知，靠实证推敲观点。研究对象方面，亚当・斯密既没有像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欧洲大陆理性主义者那样探究抽象的形上学，也没有进一步效仿上述英国前辈那样研讨深层的认识论，而是把目光投向日常生活中最现实的财富增长问题。正是亚当・斯密立基于现实主义，充分运用自身的工作履历和生活阅历，日积月累地添砖加瓦，最终把这座充满现实色彩的经济学大厦支棱起来。跳出亚当・斯密的思想世界，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方法，给出的最善意的启示大概是，回归现实、奔赴自然、尊重人性，实事求是地分析情况，脚踏实地地推进工作。树牢问题意识。《国富论》甚至是《道德情操论》《法学讲稿》始终贯穿着如何富国裕民的核心问题，标识着亚当・斯密鲜明的问题导向。一方面，亚当・斯密的问题意识体现在善于捕抓时代的大问题、现实的真问题。所谓问题意识，不在于脑中充斥各种乱七八糟的小问题、假问题，而是要有慧眼在问题泥潭中识别出、提炼好真正有意义的问题。另一方面，亚当・斯密的问题意识体现在专心致志、持续用力于时代提出、自己选取的问题。所谓问题意识，在于找准、选对问题，更在于分析、解决问题。如何富国裕民这一问题陪伴亚当・斯密大半生，亚当・斯密还以一整套的解决方案。问题意识，需要慧眼，更需韧劲。坚持系统观念。如果说问题意识使得亚当・斯密自下而上地把经济学大厦堆砌好，那么系统观念则是驱动亚当・斯密自上而下地把经济学大厦构架好。亚当・斯密很早就怀揣着构建思想体系的雄心。按照英国人杰西・诺曼的研究和说法，亚当・斯密效仿前辈弗朗西斯・培根、前辈兼密友大卫・休谟等人的做法，用了近 40 年的时间，建立了自己一套独立于宗教之外的 “人的科学”。事实上，他的思想野心似乎是，对人类生活的道德、经济、政治、社会等主要方面进行一个统一的一般性叙述。亚当・斯密的思考初心就是奔着宏大思想体系去的。增强批判精神。亚当・斯密的思想大厦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建立起来的。如何富国裕民是当时思想家们共享的时代命题，很多优秀的思想家们深入思考、提出独到见解，并形成一定传播效应和现实影响，当时最盛行的是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前者主张大量储备贵金属是经济成功的基础，追求贸易顺差最大化，把金银都留在本国，把货物都卖给别国；后者强调农业是一个国家财富的唯一来源，把财富的全部秘密都托付给土地。亚当・斯密深入研究了这两大思潮，严厉批判失当部分，审慎汲取合理养分，进而提出自己开创性的理论观点。比如，亚当・斯密旗帜鲜明反对重商主义为寻求贸易顺差、积蓄金属货币而干预国际贸易，重农主义盲目过度信赖农业、依赖土地等，但并不妨碍亚当・斯密将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所分别重视的资本和土地看作经济发展三大支柱中的两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