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野圭吾的《沉睡的人鱼之家》这部小说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评价，并不算是东野圭吾自己的上乘之作，其中的第三章有些为了矛盾而写矛盾。但从社会现实角度来说，它与《虚无的十字架》和《彷徨之刃》类似，提出了一个社会问题：脑死亡是否算是死亡？脑死亡后的身体是弥留之际的最后挣扎，还是有心跳的行尸走肉？东野圭吾虽然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并不是要让读者来探讨这个问题。这样的问题，答案见仁见智，不可能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普通人之间进行这样的探讨只是无意义的消耗，非但不能产生统一的意见，还会催生一批抬杠人士。小说中曾写道：我没有理由去说服这些人，那些人也不会来说服我。我觉得这个世界意见不需要统一，有时候甚至不要统一反而比较好。写这个故事只是为了让读者对于脑死亡是否算是死亡有一个自己的观点，甚至再退一步，仅仅是对脑死亡有一个认识。这样想确实有些个人主义。但是对此有意见应该是很有精神的去推动立法改革，而不是在论坛上去匡正他人的思想。读完这部小说的第一章时，我强烈地认为这会像《秘密》一样，朝着渐入悲剧的方向发展。但所幸东野圭吾这次放过了读者，与《秘密》相反，这是一个从悲痛中逐渐恢复的故事，每个人都获得了新生。如果是在新闻上，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熏子这位母亲。会认为她已经处于疯狂的边缘，是一个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做着怪异的举动，与所有人反目成仇的疯女人。只有从近距离看熏子的行为，了解她的想法，才会明白其中的意义。读到第四章的故事，我发现自己的格局小了。先是认为熏子是一个只为女儿着想的人，后来又认为特教老师新章房子是一个要驳斥熏子的人。但看完这章才发现，小丑竟是我自己。在这一章里东野圭吾发挥了自己的传统艺能，剧情反转再反转，反复横跳，秀的让人头皮发麻。同时也理解了人都是复杂的，盖棺定论是小丑行为。熏子不仅仅是一位母亲，她还是一个能理解他人，能为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事情痛心疾首的人，即使自己的立场与之相对。新章房子是能够从生者角度来体会他人想法，反驳了死者为大的观点。死者如果没有留遗书，那对于死者想法的揣测，其实都只是生者的一厢情愿，只是对自己想法的包装。与其装模作样为死者着想，不如坦诚面对自己的内心。这并不是说不再去考虑 “死者是怎么想的” 这件事，而是将脑内认为的 “死者是怎么想的” 这件事还原为自己的想法。美其名曰替死者想，不如承认这是自己的想法。这就引出了一个特别值得玩味的事情。死者无法定义死亡，死亡都是由生者来定义的。但是生者没有经历过死亡，又如何能准确定义死亡呢？从这个逻辑来说，生者无法证明什么才算是死亡。但逻辑是逻辑世界的东西，而我们生活在一个由生者构成的世界。这也正如书中新章房子所说的：虽然在逻辑上是正确的行为，但为什么让人有愚蠢的感觉呢？这是因为人类并不是光靠逻辑活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不符合逻辑也没有关系。

小姑娘播磨瑞穗因为溺水事故而陷入脑死亡。在技术员星野佑也的帮助下，妈妈播磨熏子用先进的仪器和技术和悉心的照料维持瑞穗的生命体征，让瑞穗摆脱人工呼吸机，甚至可以 “活动” 手臂和做出表情。但是，熏子的儿子生子、丈夫播磨和昌、妹妹美晴、外甥女若叶、妈妈千鹤子、公公播磨多津朗都认为熏子不过是在照顾一具尸体。在生子的生日夜，熏子察觉了这一点，但她并不想让女儿瑞穗被大家当成 “活着的尸体”。她用谎言骗来了一队警察，拿着菜刀对着女儿瑞穗，问辖区分局的警察代表渡边说，如果现在她将 “刀子刺入这个胸膛”，造成她心脏停止跳动，算不算犯罪，该不该当故意杀人罪。毕竟，人不能杀死一具尸体。熏子最后释怀了。在三月三十一日的凌晨三点，熏子似乎看到瑞穗站起身跟她告别。在那一天，熏子与和昌决定替瑞穗捐献器官。因为瑞穗是一个善良的孩子，她希望自己能帮助别人。《沉睡的人鱼之家》是东野圭吾的作品，器官捐献对脑死亡的家属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一件事情。在医学上，死亡并不是一个最终的结果，而是分为三档，第一档就是脑死亡，但脑死亡后还可能存在心跳。第二档是临床死亡，也就是生物体的心脏停止跳动，但这也不是彻底的死亡。第三档是生物学的死亡，心脏停搏 24 小时之后，他的细胞就全部死亡了。也就是说，病人在被判定为脑死亡后，仍然保基本生命体征，有心跳、呼吸、体温和血压，很难让家属相信他就真的离开人世了，尤其是东亚文化圈下的日本和中国，有很强的亲情伦理观念，脑死亡的家属很难接受。在医学界，器官移植一直是一个难题。最早成功的器官移植手术是 20 世纪初的时候由法国医生亚历克西・卡雷尔（Alexis Carrel）完成的，不过不是给人，而是一系列给狗完成的肾移植手术。亚历克西・卡雷尔医生也因此获得了 1912 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此后，医学界尝试过很多次器官移植，但结果都失败了。原因也都类似，因为那时候的医生并不知道免疫系统的工作原理，接受移植的动物都是各种不匹配，随后不久就都因器官衰竭而死。人类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逐渐了解到免疫系统的，所以最初几例还算成功的给人做的肾脏移植就出现在 1951 - 1952 年间。当时，接受移植手术的患者统统发生了排异反应，但通过抑制剂控制住了，最长了一个患者活到了 1960 年。攻克这个难题的英国医生彼德・迈德沃（Peter Medawar），也因此获得了 1960 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随着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医学界希望将脑死亡确定为死亡的标准。脑死亡的时候，所有大脑功能都消失了，没有任何反射，没有自主呼吸，也没有瞳孔反射。脑电图是一条直线。也就是，当生物体的脑干或脑干以上中枢神经系统永久性地丧失功能，就可以宣布他已经死亡。从意识角度，大脑而不是心脏，是思维和意识的载体。脑死亡意味着作为人本质特点的意识已经消失，是生命的终结。从生理角度，脑死亡是不可逆转的。自从有了生命支持技术以后，现代医学可以维持生命体征。心脏不跳了，可以用药物维持，呼吸停了，还可以用呼吸机支持。血压低，可以用升压药维持血压。但是，神经细胞不可再生，作为呼吸中枢的脑干一旦死亡，接下来心跳和呼吸的停止只是时间问题。从大脑的不可替代性角度，如果一个人肾脏衰竭，得了尿毒症不可恢复了，通过移植一个肾脏，他还可以健康地生存。如果肝脏衰竭了，也可以移植一个肝脏。甚至，如果心脏不工作了，还可以移植一个心脏，这个人依然还是他本人。那么，如果一个人的大脑死亡了，给他移植一个大脑。先不说技术上是否可行，即便是技术成熟了，移植了大脑的人，还是他本人吗？不是了。确立脑死亡这个诊断标准，可以让死者更有尊严，让病人安静地离去，减少无谓救治带来的痛苦。因为，当病人进入脑死亡之后，有很多医院进行的治疗，其实只具有安慰意义。其次，及时确认死亡，又可以节省大量的医疗资源以及家属、国家的经济负担。已经脑死亡的病人，借助呼吸机和鼻饲管，活个十几年都不是问题。目前，美国每年医疗费用为 3 万亿美元，ＧＤＰ占比 18％。其中，联邦医疗保险花费的 1/3，是死者最后一年存活期内消耗掉的。最后，脑死亡诊断标准还可以为器官移植提供更多的可能。在心脏停止跳动之后，器官捐献协调员去征求家属同意捐献器官，填完表格办完手续走完流程，花费大量时间，尸体都凉了，大部分器官就无法再用。所以，如果以脑死亡标准为死亡标准，将为器官移植赢得宝贵的时间和资源，这在器官资源非常匮乏的中国，显得更为迫切。罗翔老师认为，在讨论死亡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考虑普通民众的情感。脑死亡后，只要有体温、心脏仍在跳动、呼吸尚存，就很难让患者的家人相信他已经离开人世了。这也是确立脑死亡标准的最大障碍。日本等东亚国家为了协调社会矛盾与医学移植的需要，提出了心脏死亡和脑死亡并列的死亡标准。原则上还是以心脏死亡作为死亡标准，但是允许患者本人或者患者家属选择脑死亡标准，如果患者本人或者家属同意，医生就可以以脑死亡作为死亡标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还是按照民众所理解的死亡标准来认定死亡，也就是综合判定说，心跳停止、呼吸停止和瞳孔反射消失。这其实也是法律对社会生活情感的一种尊重。法律在本质上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它绝不能高高在上，无视民众的道德情感。虽然从功利的角度，采取脑死亡说可以缓解器官匮乏问题，但是这种只注重功利，却忽视道义的立场，显然不太合理。医学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为死亡标准提供了讨论空间，母亲熏子因为不肯接受女儿瑞穗死亡的事实，倾向于接受关于死亡的更宽容的定义。在守灵的仪式上，熏子向丈夫和昌说出了她的心声：“即使这个世界陷入了疯狂，仍然有我们必须守护的事物，而且，只有母亲能够为儿女陷入疯狂。” 判定死亡标准的议题注定是一场辛苦的理智与感情的角力。

東野圭吾的小說探討的議題很廣泛，而且以故事中的方式呈現，總是給人很深的感悟。本書是在探討腦死的部分，究竟腦死算不算是死亡？還是心臟停止跳動才算死亡？而遇到被判定腦死親人，家人究竟是放棄急救認定腦死還是要嘗試到最後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