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别尔的小说是神品，这是我看的第四个翻译版本，“红色骑兵军 “讲的是作者亲自参加苏波战争，” 敖德萨的故事 “讲的是革命前的哪里黑帮故事和作者的成长故事。作者有着犹太知识分子的敏感，从小生活的敖德萨是个极度贫困、人口众多、苦难深重的犹太人区，有趾高气扬的资产阶级和黑帮，敖德萨春天的傍晚甜蜜醉人，金合欢散发着馥郁的香气，月儿从昏暗的天空泻下一片柔和的清辉……”，犹太人重视读书，只有这样才能阶级跃迁，加入革命队伍，敏感的他意识到：大家都说自己为真理而战，其实大家都在掠夺。这也注定了他的悲剧，肃反时被杀害，大林去世的 54 年才重新平反，作品重建天日。作者写作最大特点是出奇的不动声色，不表态，不透露内心的感受，对苦难不表示同情，对血腥不显震惊，用非常有技巧的白描，仿佛如闪电，刹那间暴露出最慑人的场景。所以从文学性来说作者无疑是伟大的，但从思想意识上来说，作者难逃教员批判的 “小资产阶级幼稚病”，太多人性阴暗面的描述和揭露，对底层自以为是的同情，看不到希望，俄国知识分子（贵族）还没有真正融入底层无产阶级，文化上的阶层疏离感，注定小知识分子悲剧的命运，整个欧洲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和底层农民融合，百年过去了，第聂伯河边上的各民族还在泥浆中打滚厮杀。

这本书里的故事距离我们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苏波战争对于我们来说，更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传说，不过，阅读时依然会感到震撼。这是因为，巴别尔笔下的人物、他的行文风格仍然独树一帜，难以模仿。他用嬉笑怒骂讲述着战争中的血雨腥风，用看似荒诞实则悲凉的语言，还原历史的累累伤疤。他表现的是现实生活的复杂多样，表现了人如何既可以崇高，又可以卑下；既可以是日常中的人又可以是英雄；既可以残酷也可以善良；既可以救命也可以杀生。他秉持着旁观者的冷静，用逼真而酷烈的描写，质疑那些违逆人性的行为。这是这本书的过人之处，也是巴别尔担着生命风险写下它的最终用意。

作者伊萨克・巴别尔情欲旺盛，得有一种能力，就是能平衡好和各位情人的关系，善于舍弃，敢于逃离。幸好，他生活在一个适合他生活的年代 —— 没有哪个情人能真正掌握他的行踪，她们只能收到他寄来的钱和写来的信。他是个被放飞的人，起先是被革命任务放飞，然后，在途中，他就自己放飞自己。起先，他发现自己落到了一群残忍的人的队伍里，他们有一个统称 —— 哥萨克，他们是乌克兰和俄罗斯南部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有着历史悠久的剽悍的作风，对战马有狂热的爱，对人命却非同一般地藐视。他们曾经为沙皇服役，现在则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效劳，习惯于带着自己的装备、马匹去战斗，该杀人的时候，毫不手软。他被哥萨克所震惊，可是，时间长了，他又看到在残忍杀戮的行为之后，有一种十分单纯的人类本能。哥萨克凭着本能行事，无所顾忌，很少思考和权衡后果，这种直截了当的行事作风又吸引他，让他深受触动。他跟一些哥萨克交了朋友。哥萨克都叫他基里尔・柳托夫，只是他自己知道，他叫伊萨克・巴别尔 ——Isaac Babel。Babel，这个姓氏，在犹太人的《旧约圣经》里，就是著名的 “巴别塔” 的名字。巴别尔就是个犹太人，他在 1920 年的夏季，和这支由哥萨克组成的部队一起，被派往苏联和波兰作战的前线。为什么要和波兰作战？因为那时的苏联，刚刚从帝国混战的世界大战的泥潭中拔出身子，急于要擦干净脚上的泥，确定边界，而波兰也想在战后的混乱中多保留一些领土。巴别尔被派到了由名将布琼尼率领的哥萨克兵团中，去担任随军记者。这个行当很适合犹太人，因为他们传统上就不善武而善文，他们有很好的阅读习惯，擅长言辞以及摇笔杆子，而在一战之后，在欧洲的主要国家，报纸、杂志，又是遍地开花，犹太人涌入这个行当，去当记者，去写报道。不过，对巴别尔这位秀才来说，哥萨克的军团，那是一种极端的环境，那里都是一些天生的兵，他们的行为方式，每一天，每一刻，都在刺激他。巴别尔能和他们交朋友，这表明他有一种能力。他讲过一个故事，一个很短，但是很惊人。哥萨克的部队因为总是习惯自己行动，有时深入陌生的地方，缺少补给时，就去当地的乡村里寻找，总是跟当地人发生冲突。巴别尔说，有一次，他所在的第六师来到一个村子，驻扎在一户人家家里。因为他初来乍到，又戴着个眼镜，其他哥萨克都瞧不起他，粗俗地侮辱他，把他的包扔掉，嘲笑他的文弱，炫耀自己的粗暴和对女人的放荡，他被气得心烦，忽然站了起来，走到了门廊下面。门廊下，是房子的房东，那是个已经半瞎的老婆子。他走过去，问老太太有没有什么吃的，得到否定的答复后，他当胸锤了老太太一拳，然后，看到院子里走进来一只鹅，他忽然一个箭步蹿上去，一脚踩住了鹅的脖子，鹅脑袋立刻碎了。他又叫老太太去把鹅烤一烤，给所有哥萨克分了吃。做完这件事，他只听身后的哥萨克们互相说：这小子，看来跟咱们还合得来。持续的战争，连天的杀戮，早就让哥萨克们对生命的感受变迟钝了。可是巴别尔，或者说柳托夫，他又怎样？这只鹅的故事，是柳托夫融入哥萨克集体的开始，当哥萨克们开始吃饭的时候，他们看到柳托夫还站在一边，就叫他过来，和他们一起，一个排长还拿出一把勺子让他自己擓肉汤，后来，又让他读报纸给他们听。哥萨克是不识字的，柳托夫不由自主地大着嗓门，念出了《真理报》上的文章，就好像是在给一些聋子，而不是文盲念报纸一样。他是亢奋的，这亢奋，源于那只瞬间毙命的鹅，鹅的血从他的脚下渗进了东欧平原的黑色土壤里，换来了哥萨克对他的认可和接纳；亢奋也源于报上的文章，其中描绘了革命成功之后的大好生活。你本来是个文明人，你懂得，杀人是不好的，相比之下，强夺一个与你无冤无仇的人的财产，更是不公道的。可是当你真的这么做了，你却觉得有种快感。一些原始的力量，原本是被约束住的，但是在特殊的时刻，特殊的场合下，它被解放了，它使人陷入一种迷狂，它让人随时准备着扑向一切。起初，你是因为饥饿，而想要向别人讨吃的，被拒绝之后你才发怒，而后来因果就颠倒了：你只要看到别人的食物就会饥渴，你学会了毫无理由地抢东西；再后来，只要看到女人，你就会爆发性欲和占有欲。巴别尔被问起：你认识的那些哥萨克，他们抢夺钱财，强奸女人，烧毁村子，做下那么多恶事，你在目击的时候到底是欣喜呢，还是恐慌，还是已经麻木，以至于只能迷恋那些场景？而我所知道的是，他已经越过了欣喜，或者惊慌，或者厌恶和同情，这样一些阶段 —— 他只是感觉自己的心在一次次揪紧。巴别尔说：“在我身边，那么多人，比我粗鲁但也比我坚毅，让我厌恶也让我崇拜。当我在描写师长胸前挂满的勋章时，我真的觉得它们十分漂亮，可我又忍不住要写下这样的描述：师长的两条修长的胳膊，活像两个被套在锃光瓦亮的高筒马靴里的姑娘。” 他写得如此诡异，难道可以不冒风险？当一战还打得如火如荼之时，当十月革命还未爆发，22 岁的巴别尔，曾经揣着伪造的证件，来到严寒中的彼得堡。他是从南方黑海之滨的敖德萨过来的，纯粹是来冒险的：他信心的来源，就是自己已经写出的几个短篇小说，他想凭此争取获得一些文学杂志的青睐，或者文学界某个大人物的赏识。他十分幸运地得到了高尔基的接待。高尔基看出了他是个勇于涉险的人，他欣赏他，因为高尔基自己也曾是巴别尔那种恃才傲物的样子，愿意挑衅永远占据绝对优势的保守的力量，甘心拥抱任何一种哪怕可能葬送自己的遭遇。他喜欢巴别尔的自负，看出他对自己寄予了多么高的期待，以至于可以在隆冬季节，在陌生的城市里游逛，不穿大衣，还不觉得冷。巴别尔被一种犹太人的幸存者意识所灼烧。犹太人身在俄罗斯，这本身就是一个 “上帝安排的错误”，俄罗斯人迫害犹太人是有漫长的历史的，但巴别尔偏偏相信自己是安全的。他也对革命后的苏联寄予了厚望：不论它的初期会如何震荡，一个新的开端，毕竟好过一个延续了太长时间的旧时代。在 1920 年 6 月，当他接到调令，要去哥萨克的军队里当记者时，他是很乐观的，一方面，他喜欢全新的体验，另一方面，他当时已经和妻子叶甫盖尼娅关系破裂，他正想借机逃离烦人的婚姻。然而这三个月的随军生涯，却给了他一次打击。1920 年 9 月，他用一种沮丧的口吻给《红色骑兵军报》的编辑部写去一封信，信中说：“我们生活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不停地转移，无休止地行军，反复进攻和撤退，与所谓‘文化生活’完全脱节。最近一个月来我们一份报纸都没读过，天下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全然不知，我们就像生活在与世隔绝的森林里…… 我已对此心灰意冷，不再抱任何希望…… 战士们中间开始流传起各种毫无根据的、匪夷所思的消息和传说…… 我的工作根本无法正常进行，我们整日累得疲惫不堪，常常一周也抽不出半个小时来写上几个字。” 幸存者的感觉，是巴别尔的最后一道防线。他总是相信情况不会比这更坏了；同时，他也相信自己能够通过和那些最粗鲁无文的哥萨克的相处，来捕获真正珍贵的写作灵感。他必须相信这种相信，相信它会在将来给予自己以报偿。越是在最危险的境地，写作者就越是能托庇于他的写作。当敌机俯冲轰炸，当敌军反攻、扫射，当敌方的平民设下各种地雷、陷阱，给苏联军队布下天罗地网，那些手持刀枪的战斗人员都死光了，记者和作家，或者说艺术家，却能够活下来，仿佛子弹和刀枪都会知趣地避开他。这就是巴别尔的信念 —— 他把巨大的激情投入到了探索人类的创造力上面。梵高性格里的极端，这将使他不能长命。而巴别尔，他几乎是个拿钢笔的梵高，血，从他的笔头滴下来，迅速在稿纸上凝固成颜料，铸成大地的伤疤。巴别尔就像梵高一样看世界：当他看到村中的环形的道路时，觉得那东西黄卜楞登的像南瓜，他抬头看天，天上，奄奄一息的太阳正在吐出粉红色的气息。夜里，他们在草棚里入睡，房顶上的窟窿眼任由星星钻进来。他说：“夜晚用它苍茫的被单将我裹在提神醒脑的湿润中，夜晚把它慈母的手掌按在我发烫的额头上。” 他的天空中布满了各式各样的太阳：有时奄奄一息，有时在血红的烟尘下往西边坠去，有时是懒洋洋地放射着致人双目失明的光，有时像是为了呼应地上撒欢的马匹那样破云而出，有时曝晒着地上肮脏的绷带，有时浮游在空中，活像一颗被砍下的头颅…… 巴别尔像触探一个心爱的女人一样，伸出手去触探太阳；在能摸到血的时候，他绝不会缩手。他写过一个电话兵，名叫多尔古绍夫，受了致命伤，当柳托夫经过时，多尔古绍夫请求他开枪打死他。这完全可以写成一篇感人肺腑的报告文学，但巴别尔却是这样写的：“多尔古绍夫靠着一棵树坐在那里。靴子东一只，西一只。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小心翼翼地解开衬衫。他的肚子给开了膛，肠子掉到了膝盖上，连心脏的跳动都能看得见。” 柳托夫不忍动手，要跑开，多尔古绍夫顿时恼怒，挣扎要去追他，嘴里破口大骂：“滚！我毙了你，你们这些四眼狗！” 这时，另一个哥萨克过来将他一枪打死，然后唾骂柳托夫：你这个懦夫。这些故事，是在巴别尔离开了部队之后慢慢写出来的。这些年里，他没有什么可以依赖的东西：钱，房子，健康，他一样都没有。他跟太太分离，到处租房子住，家里老人的身体每况愈下，为了挣钱，他不得不经常在报纸上发一些他自己根本不看重的单篇作品。1923 年初，他回到了故乡敖德萨，他在红军队伍中和最粗鲁、头脑最幼稚的一群人相处，在敖德萨，他所见到的熟人和生人，身上则都散发出了外省的俗气之感，在极其匮乏的精神生活中慢慢地变胖，变得油腻、庸俗，男人女人，都保养得大腹便便，拖着孩子走路，像拖着一群沉重的镣铐。巴别尔在军队里尚且能和哥萨克交朋友，但在敖德萨，他根本不想融入乡亲们的生活。而名声，就是在一种白热化的气氛中，若无其事地向巴别尔走来，就如同星星在人的睡梦中穿透了房顶，变成无声落下的雨点。在《红色骑兵军》出名之后，巴别尔想朝前走一步。他去国内更多的地方寻找写作题材，在莫斯科，1925 年，他终于忍不住了，结交了自己的第一个情人，一个莫斯科的女演员塔玛拉・卡西里娜，之后，他每到一个地方，就有信给塔玛拉，动不动就说 “我已身无分文”，“我手里没有钱”，有时候，他让塔玛拉去为他向某人讨一笔钱，有时则相反，让她代自己去还钱给某人。当 1926 年 7 月，他和塔玛拉的孩子出生后，巴别尔也没能回去看一眼，他想看看孩子照片，连连道歉，说自己未能尽父亲之责。他们的争吵越来越多，终于在 1928 年分手，巴别尔在 2 月的一封信中说：我知道，我们两个之间的一切不幸和灾难，始作俑者还是我一个人。他回到原配妻子身边，又生下一个女儿。三四年以后，他又有了新的情人和更多的争吵。他短短的一辈子，却要处理那么多的事情：结婚生子，养家糊口，借钱，还钱，搬家，换工作，还要治病，还一次次的找情人，还要参加战争，还要写作，写故事、写剧本、写信和写日记，他本来可以规规矩矩一点，规规矩矩地写战地报道，规规矩矩地过居家的日子。在他四十五年的生命里，他始终不愿做一个胆小懦弱的人，他宁愿获得的是危险的、而非稳妥的名声，在伸手去索要女人的温暖时，他总是不计后果的。他相信自己总是能幸存的，无非为此需要忍受煎熬：被妻子和情人责难的煎熬，被拖欠稿费和被催债的煎熬，被各种遭他冒犯的人声讨的煎熬。无非就是这些而已。1939 年 5 月他遭到逮捕，几个月后，之前因为《红色骑兵军》而引发的怨恨，终于凝固成了一颗要他性命的子弹；但是在被带走的时候，他仍然是微笑着的，嘴唇散发出春情，心中似乎荡漾着对再一次幸存的信心。我以为他是个能在死人的世界里享受血色浪漫的人，恰恰相反，正因为他看多了死人，无情的人，毫不恋惜在人世这一遭的人，他才那么需要，并且那么眷恋活人的温暖。在《红色骑兵军》最后一篇故事《吻》。在这篇故事里，之前和其他哥萨克一样经常欺辱女性的柳托夫，却对一个在战争中失去丈夫的波兰女子动了真感情。他向那女子的一家做出了战后安排的许诺，他们接吻了，但随后，柳托夫的骑兵旅又接到了任务，要开拔了，他无法承诺何时来带走她，匆匆告别后上路。哥萨克还是那些哥萨克，可是柳托夫比以前更加坚定了，也许，还更加善良一些。全旅开拔的那一天，太阳热烘烘的，一个热天再度到来，早晨，骑兵旅越过了波兰王国的旧的国境线，有一个人，跨过了旧的自我和新生之间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