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的扩张驱散了圣徒仅有的意义，因果论的覆灭颠覆了来世的一点痕迹。上帝已死，受难者何以受难？这是一个问题。儒者曰 “入世为上”，西方哲人曰 “虚无主义”，简而言之，“反求诸己”。但诸己必诛己，求己必自欺，弱者的理想被现实偏离，强者的内心只得砥砺，而有时自我也会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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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如此？理想的无限性使然。理想与现实正如需求与生产，前者指引后者，后者创造前者，二者齐头并进，无法停歇。按理说，这本是皆大欢喜的好事。但祸福相倚，水满则溢。理想的确能带来满足，但不知变通的理想也会走向极端，民族主义便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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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际效应递减原理警告我们要注意时机，反脆弱曲线叮嘱我们要注意掉头。人与人如此，国家亦然。新教立国的美国，坚持以信念为本，制度为用，本与用相互排斥，相互抵制，走向极端，60 年代便是这极端的爆发点。特别是权力抵制、机构反抗、媒体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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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权利抵制的极端。所谓权力抵制，是指美国因反对等级而牵扯到的反对权力，此种反对出于利益本无可厚非，但反对过头伤及国际权力与国家实力便得不偿失，70 年代尼克松的水门闹剧便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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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极端事件不仅发生在美国，中国的文革，苏联的大清洗也是如此。按照亨亭顿的说法，这些事件都是由于单一的理想下的信条激情所导致的。相比之下，欧洲的多元主义反倒值得借鉴，按照我的理解这是因为多重思想反倒能相互借鉴从而避免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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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亨廷顿还提供了五点反制措施
1、继续信仰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理想，同时承认现有的制度与行为同这些理想存在一定的差距；
2、为理想 / 制度间的鸿沟感到内疚，但也能认识到美国的政治制度比世界上任何过去和现在的人类社会都更加自由民主，并因此感到宽慰；
3、试图缩小制度与理想之间的差距，但是接受人类本性不完美的事实，这意味着鸿沟将永远无法被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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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相信美国理想的普世性，同时明白这些理想对其他社会的适用性是有限的；
5、赞成美国维持必要的权力，以保护、促进世界范围内的自由理想及其制度，但也承认权力可能给国内的自由与制度造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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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五点当中我们不难看出亨廷顿的悲观心态，他并不认为美国有能力兼顾扩张与信念，因而并没有做出什么有建设性的回答。这也并不值得惊讶，毕竟从《文明的冲突》到《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亨廷顿一直保持着这样的态度。作为一名政治学者他当然知道此种态度不对，但没有办法。在他眼中，道德主义没有前途，冷漠自满遭人猜忌，只有犬儒主义才立得住。当然，这只是亨廷顿的猜想，在我看来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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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前面所说，自我有时候会靠不住，既然如此，我们只能求助于超我即理性。具体到国家层面国家，各国可以学习欧盟加强相互之间加强思想交流，取长补短，发挥多元主义的优势。唯有如此，各国才能减少冲突，增强实力，也只有这样，地球村才能变得更加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