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以上 1959～1961 年三个阶段的考察，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反右倾斗争政治决策的错误在自然灾害和农业经济的关系中起到了重要的逆转作用。 1959 年 7 月以前，虽然总体上不许干扰 “大跃进” 总目标，但是对自然灾害和部分地区出现的饥荒，还是比较注意的，并且组织了积极的抗灾斗争。但是从 7 月庐山会议以后，反右倾斗争导致了继续 “大跃进” 的错误决策，并且形成巨大的政治压力，使地方不敢上报灾害和饥荒真情，有些地区甚至说假话。这种假话又给中央继续坚持错误决策以支持，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整个抗灾救灾工作被延缓了将近一年…… 由于地方仍然对反右倾斗争心有余悸，不敢反映灾情和饥荒，不敢讲真话…… 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 这对饥荒的扩大和救灾的延迟，无疑负有重要责任。 其次，我们从报灾救灾的机制考察，可以得出几个值得注意的严重教训。中央最高领导人撇开国务院和有关部委，又撇开地方政府，…… 直接对各地区党委发布关系到经济战略的具体指示，弊端十分明显： 一是打乱了原有的政府和专业部门的严密分工，使得专家和专业管理人员的意见难以起咨询作用，导致最高决策判断严重脱离科学论证； 二是信息渠道单一，以个别地区现象和做法作为样板转发全国，取代全国综合分析，往往各地一刀切； 三是助长了部分地方领导人对中央最高领导人察言观色的党内不正之风，标新立异、出风头、报喜不报忧、博取高层夸奖的做法盛行； 四是削弱了问责制度，决策既然只由中央最高领导人个人做出，发生错误时迟迟难以纠正，事后自然也难以追究其失误责任。反映在报灾和救灾机制上，1959 年底到 1960 年底，虽然饥荒越来越严重，但没有一个地方和部门向中央专门写灾情报告，中央也没有在 1959 年 8 月之后再发一个全面的纲领性的抗灾救灾文件进行部署。这个教训根本上是党内集体领导和民主制度、国家的行政运行和应急机制遭到破坏，被个人决断替代所造成的。摘自：《中央与地方对三年自然灾害（1959～1961）和饥荒的认识与应对》作者：陈东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