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现代，对于这些知识生产者来说，生产知识的过程也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在作者书中所描述的时代，作为 “猎书人” 跋山涉水访求古物的辛劳姑且不论，光是案牍之劳形，也同样超乎我们局外人的想象。在本书序言部分，作者花费了大量的笔墨叙述 16 世纪德意志人文主义者约翰内斯・博姆用 “剪刀”“浆糊” 和 “笔记本” 制作 “民族志畅销书”《天下诸民族的风俗、律法和仪式》—— 概言之，复制、剪切和粘贴。这种如今显然属于违反学术规范的行为，放在文艺复兴时期却被视为理所当然并广受欢迎 —— 通过发现古典时代的典籍（剪刀）、引述过去的智慧（笔记）、加入个人的意识（浆糊），人文主义者们创造了全新的知识领域，从而使得他们所生活的时代被后世冠以 “近代早期”（即我们当下时代的开端）之名。在此过程中，知识的创造藏匿于对过去知识的搬运活动，并以 “拼贴集”（如前述博姆的 “著作”）、文献汇编及摘引（第四章和第九章分别以维尔吉利和斯宾诺莎两位不同时期人文主义者的事迹对此进行了展现）、档案馆（第五章）、笔记本（第六章帕斯托里乌斯及其《蜂巢》）乃至伪书（第七章的 “伪书王子” 安尼奥）的形式呈现在公众面前 —— 尤其是最后者，受中学历史教育的影响，我们更加熟悉的恐怕是瓦拉（《< 君士坦丁赠礼 > 伪作考》的作者）等以 “辨伪者” 形象示人的人文主义者；然而维泰博的安尼奥的事迹更为我们揭示了人文主义者的另一种面相：他们或许是辨伪者，但为了宣言自身思想，同时也有可能是伪书的制作者 —— 一如汉代古文经学和晚清孔子改制的拥趸们，“托古” 从来都是 “改制” 者们的利器。过去与未来、复制与创造、造假与辨伪、信仰与祛魅、“理论” 工作与 “机械” 工作、书斋与乡野…… 通过作者在各章节所进行的一系列人物研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近代早期人文主义者们所具有的复杂特性，而这些复杂甚至矛盾的性质，既来自于他们所身处的过渡时代，同样又标定了由过去向未来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