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要我们找一件 “极端” 的事情，我们可以从身边找出一大把：特朗普的支持者冲击国会山，是一件极端的事情；伊朗的宗教政府强制要求女性佩戴头巾，是一件极端的事情；国内一小撮女性号召要 “清算男性”，也是一件极端的事情。但假如要我们说清楚什么是 “极端”，为什么国内外一些八竿子打不着甚至目标截然相反的运动都可以套上一个 “极端主义” 的帽子，我们又很难说出一个所以然。J.M. 伯杰的《极端主义》，虽然只是一本尝试对 “极端主义” 一词进行去情绪化分析的小书，但至少能帮助我们理解纷繁复杂的 “极端行为” 背后的原始动机。要理解什么是 “极端主义”，首先就要搞清楚什么不是极端主义。极端主义与种族、意识形态和历史阶段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如书中所说：“如果你相信只有 ' 别人 ' 才会产生极端主义者，而你自己所处的身份群体不会，你自身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极端主义者。” 极端主义源自于人类心理的预设，这也是为什么今天 “极端主义” 这个词被滥用的原因：我们都觉得和自己观念不同的人是 “极端主义者”。此外，恐怖主义也不是极端主义，极端主义份子用飞机撞大楼，只是他们为了实现自己极端主义价值观而施展的策略，一个精神病人发疯甚至机长心梗，也可能导致飞机撞上大楼，但我们很难说这两类人也全是 “极端主义者”。在《极端主义》这本书里，“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组描述谁属于内群体、谁属于某个外群体以及内群体怎样与该外群体互动的文本集合。” 这句话读起来很拗口，我们可以用 “豆腐脑之争” 来解释这句话，所谓 “内群体 / 外群体”，就是 “谁是我们的人，谁是我们的敌人” 这个简单问题的答案。对于 “甜豆腐脑派” 来说，喜欢甜豆腐脑的就是 “内群体”，不喜欢甚至反对甜豆腐脑的就是 “外群体”。极端主义运动的关键就在于 “寻求正当性”，这也很好理解：假如我觉得甜豆腐脑好吃，我肯定希望证明自己的这种感觉是有道理的，否则我就会在其他人眼里被视为异类。但这并不是说，我站在大街上喊一句 “我喜欢吃甜豆腐脑” 就能被认定为极端主义份子，否则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极端主义份子。极端主义思想是一套完整的世界观和组织纲领，一个群体是否会变成极端主义团体，主要取决于三个主要因素：自己人的 “弱小而正确”；敌人的 “强大但邪恶”‘；团结内部打击敌人的成体系战略。还是 “甜豆腐脑派” 这个例子，一个人认为甜豆腐脑好吃，他不是什么极端主义者；但如果一个人声称 “吃咸豆腐脑的都是异端！谁要支持咸豆腐脑，谁就是背叛了我们甜豆腐脑派！” 这就是一个极端主义团体的开端。那么，假如豆腐村里面没有一个吃咸豆腐脑的人，是不是 “甜豆腐脑派” 就宣布解散了呢？并不是这样，前面已经说过，意识形态或者宗教只是极端主义的一个幌子，** 极端主义团体的关键不在于他们一贯支持什么，而在于他们需要一致反对什么 **。一旦一个极端主义团体失去了敌人，他们就会从内部分崩离析。因此，假如 “甜豆腐脑派” 出了个 “甜派教主”，这个教主最需要做的就是两件事：一是不断寻找外界支持咸豆腐脑的敌人；二是强化内部对于 “甜豆腐脑” 的忠诚和认可。这就要说到人类自我认知的一个悖论：我们对于自己身份的认知并不是一种所谓 “血脉相连” 的天生感知，而是一种建立于外在信息的后天灌输。因此，一个极端主义群体最大的特征就是 “信息茧房”：一个相信 “甜豆腐脑派” 的普通人，其实并不能够说清楚为什么甜豆腐脑好、咸豆腐脑坏，他只是从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总结出一个似是而非的经验：隔壁家老王是一个 “甜豆腐脑派”，老王对他态度很好还一直给他送油送面，于是他会推断所有 “甜豆腐脑派” 的成员应该也都是好人；至于隔壁村的 “咸豆腐脑派”，虽然他从来没有去过那个村子，但村里人都说那些 “咸豆腐脑派” 会把猫肉狗肉加进豆腐脑里，于是他耳濡目染，也就觉得 “咸豆腐脑派” 都是一群大恶人。当然，上述故事里那个 “甜豆腐脑派” 领导人，也可以选择把自己的村子变成一个 “甜豆腐脑国” 或者 “全地球甜豆腐脑联邦”，但成立一个定于一尊的宗教组织却是最方便的，因为一神教本身就是一套极强的 “危机 - 应对” 机制。对于一神教信徒来说，群体的纯洁不只是一个生活是否安稳的物质问题，而是一个自己死后上天堂还是下地狱的精神问题。比如基督教的 “千禧年思想” 就认为在不久的未来，耶稣就会降临人间给全人类来一场 “终极审判”，相信这种预言的信徒，自然不会因为对异教徒开战而有多少道德的压力 —— 相反，纵容与自己信仰和观念相悖的异教徒在他们身边，对于他们来说才是一个比吃不上饭、喝不上水还要严重的 “生存问题”。而拥有一神教思维的极端主义团体，即使暂时失败也不会导致他们的组织完全溃灭，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宗教启示给了他们一个 “无限期” 的必胜主义叙事，只要一有机会，这些人就会再次从一个打工赚钱的 “日子人”，重新变成一个喊打喊杀的极端主义份子。切不可认为 “极端主义行为” 只是无征兆的突发暴力行为，它会沿着一套循序渐进的流程不断升级进化。譬如 “甜豆腐脑村” 里本来还有一些吃咸豆腐脑的住民，当 “甜豆腐脑派” 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后，他们往往首先会发现自己被 “骚扰”：比如自己的家门口会被乱涂乱画，又比如走在路上会受到 “甜派” 异样的眼光。再之后，他们会感受到一种系统性的 “歧视”：比如村里组织开会的时候会故意不通知他们来，又比如发豆腐脑的时候总是给他们缺斤少两。如果 “咸豆腐脑派” 还没有彻底逃出这个村子，村子里的 “甜派” 可能就会将这些异端 “隔离” 起来，让他们在一个缺油少盐的角落自生自灭。最后，如果还有少数 “咸派” 顽强活到最后，等待他们的可能就是肉体意义上的消灭。在形成 “骚扰 - 歧视 - 隔离 - 暴力行为” 这一套逻辑链的过程中，“甜豆腐脑派” 一定会声称他们是因为 “咸派” 蹬鼻子上脸，自己出于正当防卫而不得不被迫反击。但站在第三者角度我们就能看出：这其实是一种极端主义组织蓄意的主动加码：极端主义团体起初往往由社会中少数的弱势群体构成，然而他们可以通过强化内部 “受害者” 叙事形成一股团结的力量，威慑和分化原本属于纪律散漫的大部分 “正常人”，一个小组织的 “极端化” 并不是一种弱者的反抗，而是一种水到渠成的内部动员：极端主义团体的身份越是单一，组织内部的身份焦虑越是严重，而这种狭隘的身份认知就会给组织越来越多地树敌，因此为了抵抗越来越多的 “来自外部的压迫”，组织的准军事化就成了一种合理而正义的行为。极端主义组织中的个体，虽然他们与组织的激进化往往不能同步，却殊途同归。比如原本一个喜欢甜豆腐脑的年轻人，最初加入 “甜派” 可能是因为在学校欺负他的人爱吃咸豆腐脑。但随着他与另外一些同龄的受害者交流后，他惊讶地发现一个 “真相”：那些爱吃咸豆腐脑的人竟然有一个秘密 “消灭所有爱吃甜豆腐脑的人” 的邪恶计划！之后他自然而然加入（那个散布咸派阴谋论的）“甜豆腐脑派” 极端组织，最初他并不能接受那个组织的教义。但随着他与那个组织中的 “好人” 接触，他开始思考 “甜好咸坏” 这套价值观的合理所在，而随着极端组织与外部社会的矛盾加剧，他开始积极地自我批评，“杀旧日之我成就今日之我”，而在他实施了基于极端教义的恐怖主义行为后，他还会不断事后总结，完成从一个受 “咸派” 害的年轻人到一个加害一切人的恐怖主义份子的蜕变。而这样的年轻人极有可能成为 “甜派” 的下一任领袖，最终让整个组织走向更极端的不归路。极端主义的兴起确实有一定的现实依据：全球化的退潮、经济的下滑、移民的涌入以及种种生活的压力，确实会让普通人更愿意接受或者不反对极端主义思想的蔓延。但任何社会中的任何人都会有怨气，但并非每一种怨气都会演变成极端主义暴力行为。本书认为新时代极端主义思维的频繁很大程度要归因于网络时代信息总量的扩大和随之诞生的社交媒体。在互联网上，人们比过去越来越多接触到国家之间的不安定与人之间不平等的真假信息，这使得人们由于不确定性引发的焦虑激增；而社交媒体的兴起一方面提供了一套跨国界、低成本、高相似性的极端主义招募系统，这使得一些哪怕是脱离社会现实的极端主义口号也能在一瞬间引发社会的危机，而这些组织起如斯破坏力行动的成员却只是一些思想不成熟的网民而已。J.M. 伯杰在本书末尾给出了一些似有似无的应对极端主义思想的策略。其中有一些可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比如严格区分极端主义思想的传播者和可能受到其影响的受众，避免让二者合流；又比如避免直接攻击极端主义的核心教义，避免将之与社会议题进行绑定。但另外一些只能是隔靴搔痒：例如提到美国在反恐活动中频繁 “在目前稳定的国家煽动政权更迭”，诱发经济危机为极端主义提供土壤，作者只能模棱两可地建议：“决策时，还需要在各种现实和理想之间权衡取舍。不能仅仅依照极端主义 - 不确定性框架做决策，还要考虑其他道德维度。” 这也是一个学者在美国政治中所能做到的极限了。人类社会的演化虽是螺旋上升，却依然道路曲折。书中称 “正是极端主义和包容性之间强大的张力产生了社会进步”，中国人有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的历史观，应更能意识到这个道理。纵观历史，无数前人的成败教会我们：** 面临危机并不代表要主动点燃危机，认识到社会进步的代价不代表要让自己成为代价 **。*To be Or Not to be*, 这是哈姆雷特在舞台上表演的开放题，不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在社会中生活的必选项。（诸不识 2024 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