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光流逝，我慢慢地明白了，只有存在的东西才会消失，不管是城市，爱情，还是父母 ——《看不见的城市》埃米利・罗萨莱斯。你知道，差一点没得到，会让人不忿，而差得远，就会让人平静 ——《最好的我们》八月长安。做戏做得好能骗别人，做得不好只能骗骗自己  ——《妻妾成群》苏童。

大的是小的，小的反而是大的。

近年来伴随着电子游戏（本文中的游戏皆指电子游戏）飞速而火热的发展，各种以 “ludo-” 为词根的合成词也开始在文化界和学术圈层出不穷。其中 “游戏政治学”（ludopolitics）无疑是最引人关注，亦颇令人深思的一个概念。这或许是因为，它第一眼给人的印象远非是移花接木之妙，而更有几分生搬硬造的荒诞。游戏和政治，不说是水火不容，至少也是泾渭分明。游戏是娱乐，而政治总是严肃的；游戏是玩具，而政治总是事业；游戏的人随聚随散，缺乏根本的凝聚力，而政治则总是致力于塑造、建构一个共同体。更进一步说，一旦进入游戏，那似乎就意味着你开始远离生活，不关心世事；但政治正相反，它总是要求我们积极地介入到现实之中，甚至主动地去改变世界。那么，当游戏政治学将这两股看似如此对立的力量拉在一起时，其背后的动机和理据到底又是什么呢？说到底无非两个。从动机上说，这正是要克服游戏跟生活、娱乐与严肃事务之间人为划定的二元对立。当游戏迅猛发展之际，它必然要突破种种既定的边界，重组既有的秩序。如今的游戏，不仅不是生活的 “外部” 和 “别处”，而更倾向于成为基本的形式和架构。同样，今天的娱乐，也早已不是边缘的产业，而摇身一变成为消费社会和情感工业的中流砥柱。也正是因此，从理据上说，将游戏和政治关联在一起，不仅是有趣的，更是有意义的，进而由此向研究者们提出了至关重要甚至迫在眉睫的根本问题。如果我们在广义上就将政治理解为 “众人之事” 的话，那么游戏所关涉到的不仅是越来越广泛的 “众人”，而且更是越来越触目惊心的 “事”：游戏的人，到底是在一步步迈向自由之境界，还是一步步堕入控制之陷阱？自由与控制之难题，正是游戏政治学的最核心议题。这一点在该领域的两部代表作中呈现得尤为明显。较早关注游戏之政治意涵的学者无疑当属伊恩・博格斯特（Ian Bogost），他自己不仅在游戏理论和哲学理论方面有精深的造诣，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同时还是一位小有名气的游戏设计师。将抽象的思辨与具体的设计密切结合在一起，让他的研究很有见地。在他数量不小的研究著作之中，很多都涉及政治这个议题，但《说服力游戏》（Persuasive Games）无疑最为聚焦和深入。这里，博格斯特虽然并未明确使用 “游戏政治学” 这个说法，但却从三个本质性的维度深刻探讨了游戏与政治之间的连接，不妨将其大致区分为由浅入深的三个层次。首先是主题或内容。很多游戏都或明或暗地带有政治的含义，这几乎是游戏玩家们的共识。将严肃、沉重甚至有几分残酷的政治话题纳入到看似轻松肤浅的游戏之中，这早已是游戏设计和产业之中的一个惯用手法。那么，当一个设计师将一个极为沉重的政治事件变成游戏主题的时候，他真正的用意到底是什么？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考量之外，实际上还存在着两个颇为重要的动机。一个是纪念和缅怀。仅从这个方面看，游戏已经呈现出胜过其他纪念形式和仪式的优势。一幅纪念 “九一一事件” 的绘画可以让人驻足静观，一部哀悼广岛受难者的纪录片可以让人潸然泪下，但有一件事情似乎唯有游戏才能做到，那就是近乎 “身临其境” 的体验。在游戏之中，政治事件不再仅仅是观看的对象，也不再只是已然逝去的往昔，正相反，在屏幕之上，在玩家的眼前和指尖，它变成当下发生之事，甚至近乎亲身经历之事。观看倾颓的世贸大厦是一种感受，但亲身穿行于废墟之中，甚至呼吸着迎面而来的令人窒息的漫天尘埃，那更是一种无可比拟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