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这个概念最早的提出者并非中国人，而是由 19 世纪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首次提出。1870 年，通过对中国河南、陕西等地的考察，李希霍芬指出中国古代有一条自洛阳至今乌兹别克斯坦撒尔马罕境内、以丝绸等古代奢侈品为主要贸易品的商路，并将其命名为 “丝绸之路”。后这一名称逐渐在全球范围被采纳，以此作为古代中国与亚欧大陆国家贸易商路的统称。回望历史，这条由张骞开拓、凝聚了千万人心血的陆上丝绸之路在东西方之间架起了一座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合作桥梁。远去的历史记忆深深镌刻在了漫长而广阔的时空中，一段段反映中国与亚欧非文明过去的辉煌兴盛故事、一幅幅展示古丝绸之路上技术发明传播的岁月图景，无不印证了一个历史基本规律：一个时代的进步，不仅需要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发展，更需要各个发展主体之间的开放与包容，只有顺应历史潮流，才能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促进人类文明的升华。世界格局的发展关键在经济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一带一路” 将重塑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也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手段。我们要屏弃狭隘的民族与地狱观，合作共赢是发展的关键。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文明是一种地图，地图载着文明。每隔 700 年，必有 “一带一路” 兴起南都周刊：你说过，中国历史上有过 “一带一路”，甚至 “一带一路” 在历史上有过三次辉煌时期？张信刚：我确实是将 “一带一路” 和中国历史结合起来看。中国历史上，曾经有三次在对外关系发展的成功时期，恰巧每次中间隔 700 年。第一次是 2100 年前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之后华夏文明的力量开始投射到中亚（西域）去。也因为这个缘故，才有了 19 世纪被欧洲学者命名的 “丝绸之路”。张骞有机会第一次通西域，见证了那里的文明和风土人情，并且猜出原来还有一条在南方的道路能通到西域。张骞是陕西汉中人，那里离四川很近，所以他对四川邛县的东西比较了解。他在大夏（今阿富汗）见到邛竹杖，回来后向汉武帝报告，说自己在西域看到邛竹杖，还有四川的布。他本应该是第一个走这条路的中国人，怎么会有四川的物品比他早到那里呢？他经过打听，发现这些都是从印度过去的，那就表示从四川有一条路可以通往印度，而且印度和大夏之间是有商道的。张骞通西域使得汉朝不只巩固了今天的甘肃（主要是河西走廊），还进入了西域，这就是陆上丝绸之路。在同一时间段，广州和地中海之间是有海上通道的。最近的考古发现，广州的南越王墓里有埃及的玻璃和西亚的一些器物。所以，汉武帝时代，陆上和海上的贸易和交往是并存的。第二次是唐太宗在位时期，与第一次相差约 700 年。那个时候，玄奘经过河西走廊和新疆，再通过中亚和今阿富汗去印度取经。恰巧在这个时候，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兴起，阿拉伯人很快从波斯经过陆路到了中亚，和大唐帝国发生了接触。阿拉伯人也很重视海上交通，与印度、中国展开贸易。广州最早的清真寺 —— 怀圣寺修建于 7 世纪。也就是说，从贞观年间到天宝年间，唐朝在陆上和海上都很有力量，与中亚、西亚、印度以及地中海世界有很多交往。第三次就是忽必烈所处的 13 世纪，与唐太宗在位时期也是相差约 700 年。忽必烈征服了吐蕃、大理，最后灭了南宋，建立了大元。他所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世界呢？他的亲戚在斯拉夫人和克普恰克突厥人生活的土地上建立了钦察汗国，在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乌古斯突厥人生活的土地上建立了伊儿汗国，在中亚波斯人和东部突厥人生活的土地上建立了察合台汗国，他自己则在以汉人为主的传统中原帝国建立了大元。相对于其他三个汗国，继承中原帝国的元朝最为富庶繁荣，人口也最多。所以蒙古人的大汗是忽必烈。可是几个蒙古汗国的幅员太过辽阔，来往时路途太遥远，所以忽必烈要想办法建立一个可以通过陆上和海上进行整合的世界。14 世纪的蒙古人建立了人类历史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帝国，他们致力于陆上道路和海运路线的建设和维持。从高加索到北京，只要 15 天就能到。从泉州经过印度到波斯湾的船舶来往不绝。可以说，“一带一路” 的 1.0 版是蒙古人建立的。当陆上和海上对外交通失去平衡时，中国就不再富强。或者可以说，当中国不再富强时，海上和陆上对外交通就无法平衡发展。汉朝末年，中国的陆上对外交通式微，南北朝时期也是一样；唐朝末年，黄巢起义爆发，许多在广州的外国人被杀害，此后中国的海上对外交通大为减少；五代十国时，中国的陆上对外交通与海上对外交通一样变得不通畅；北宋时则是从一开始就有西夏阻断了中国和西域的交往；南宋时，中国的海上对外交通颇为发达，但陆上对外交通很不通畅。中国是一个有很长的陆地边界的陆地大国，也是一个有很长的海岸线的海上大国。只有海上交通和陆上交通都发达，中国才能够富强。刚才说到三个 700 年。如果在每 700 年里都找出一位我熟悉的旅行者，第一位当然是张骞，第二位是玄奘，第三位应该是伊本・白图泰，而不是马可・波罗。接下来的第四位旅行者是谁，我还没有定论。余也不才，不敢自专，但我还不认识谁在过去 50 年里去过我所去过的那些地方。我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虽然我说的三个 700 年的理论有点像是数字游戏，但现在的中国的确处于最近 700 年来最有机会实现富强安康的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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