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河之鼠，各充其量。” 本书以 “德与位” 为主，解读了战国、楚汉、汉初的 “散点史”，明确了德才与赏罚的资治。“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司马光借历史论大汉，大师借通鉴论古今，一千个人有几千种读法，看似言之凿凿的文字，实则千头万绪又暗流涌动，谁能决定谁在看谁，又读出了谁的谁？

有启发 3 句话 1. 掌握 “法” 的人，必须先守法 2. 越是高层领导，越要强调看问题的深远程度和把握全局的综合能力，而不是看某些解决具体问题的独特能力 3. 一项重要的治国原则：赏罚是公器，可以划归 “大法治” 范畴，而不是君主的私恩重点整理 1. 资治通鉴是写给皇帝看的。所以此书的选材必然围绕着皇帝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素质、国家大政应该注意哪些方面这些问题展开 2. 卓茂显然既不是猛将也不是谋士，他的忠厚在残酷的战争中体现不出价值。但战争总是要结束的，国家必然要慢慢走向稳定，需要治理。如果能看到这一点，就能看到卓茂的价值 3. 梁武帝自以为平日素食节俭，就是君主的盛德，沾沾自喜于这点小善，就以为自己作为一名君主的品德已经齐备了，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其结果就是国家大政方针发生严重的方向性错误而不知，最终身死国灭，为千古贻笑 4. 掌握 “法” 的人，必须先守法。处于权力秩序顶端的天子，面对违法行为，不仅不能制裁，反而奖励，这本身也是一种违法行为。这一情况必然导致纲纪礼法荡然无存，国家、社会都无法继续靠法来维持，更不可能靠法来治理 5. 仁爱之心，就是作为一个人不可或缺的素质，对于一名领导者来说，更是不可或缺的素质。当仁爱之心缺失的时候，人的很多其他方面优点反而有可能转化为缺点 6. 高级领导岗位上的人，应该注重统筹全局，而不是仅靠特长做自己擅长的事 7. 作为一名对全局负有责任的领导，需要关注的不是任何一方面的具体工作，而是要掌握识人、用人的法则和技巧。只要挑对人，把合适的人放在相应的岗位上，那一摊子工作就可以放手交给他，而不是每样具体工作都要亲自深入指挥。如果为了显示自己的才能而亲自指挥某些具体工作，不仅侵夺下级部门的职权，还容易造成全局失衡 8. 一名成功领导人应该具备的五种素质，它们分别是：礼贤下士、尊重人才；注重诚信、对言行负责；有担当精神，不惜自我牺牲；包容不同声音，善于采纳意见；明确职责，不察察为明 9. 越是高层领导，越要强调看问题的深远程度和把握全局的综合能力，而不是看某些解决具体问题的独特能力 10. 在激烈的竞争中错失良机，乃至于走向失败，是很多团队领导者犯过的错误。刘邦对陈平放心大胆地任用，的确值得很多在领导岗位上的人认真学习 11. 要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就得知道这些人杰能为刘邦所用的关键在哪里要懂得 “虚己”。一个觉得自己样样都行，总对别人不放心的领导，一般都不是好领导海纳百川，不问出处要能容忍。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有很明显的长处，也有很明显缺点的人是常见的。当你决定用他的长处时，他的短处如果没有影响到整体目标，就应该适当予以容忍用人不疑 11. 作为一名领导人必须过两道硬关：一是自己的心，二是别人的话。首先是自己心里放不放得下，想清楚用一个人之后，会不会再疑三惑四。其次是是否经得住闲言碎语的考验，会不会被杂七杂八的声音诱导 12. 一项重要的治国原则：赏罚是公器，可以划归 “大法治” 范畴，而不是君主的私恩。君主应该遵守赏罚的标准和规矩来施行赏罚，而不能因私意、好恶擅自决定。君主的个人爱憎应该受到约束 13. 任官、信赏、必罚这三大法宝的角度，分析了刘邦的成功之道。这三大法宝总结起来，其实就是 “用人术” 14. 司马光认为君主御下最重要的手段有三条：任官、信赏、必罚。相对应的，司马光还提出过君主自身所需具备的重要素质，也有三条：仁、明、武 “仁”，就是要施兴教化，安养百姓 “明”，就是要有明辨是非的能力 “武”，就是要有行之不疑的决断力 15. 君主来说，选太子又往往是一桩麻烦事。选择太子，需要考虑两个基本问题：人选的诞生，是否符合大家公认的原则与程序，比如中国古代很多时候都强调 “嫡长子继承制” 人选的确定，是否真的符合国家长远利益 16. 凡事须顺历史潮流而行，不能逆历史潮流而动。当大家都认可天下为公，主张民主法制的时候，悖逆而行 “家天下”，以国家为私有，肯定行不通。同样，在战国时代，当大家都接受把王位传给有血缘关系的太子这一前提下，要逆历史潮流而复古，肯定也行不通。个人的能力都是非常有限的，不要和历史发展的大势较劲 17. 有句俗话叫 “守业更比创业难”，从《资治通鉴》里面所载的君主来看，这句话很有道理 18. 汉文帝守成 “成”，概括出三点：不挠法、不扰民、克服享乐主义 19. 中国古人讲究盖棺定论，对一个人的评价，要等到这人死了，棺材板盖上的时候再作出 20. 一个有权力的人行使权力，并不稀奇。难得的是，有权力的人能克制住自己的权力欲，尤其是当自己的意愿与法律或者他人利益、意愿抵触的时候，能够克制住自己的欲念，不动用权力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更不会利用权力屈法、枉法 21. 司马光曾在一篇文章中把皇帝分成五种类型：创业者、守成者、陵夷者、中兴者、乱亡者 22. 汉文帝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即便这是力所能及的事，最终还是决定不去做它。因为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还牵涉到身为皇帝应该如何为天下表率的问题。今天造一个抵得上十户中产人家资产的建筑，一点都不放在心上，明天就不会把一百户中产人家的资产放在心上，不谨小慎微，必然走向越来越奢靡的道路 23. 汉武帝这种勇于自我否定和深刻反省的精神，应该赢得后人的尊重。从这以后，在国家面临巨大困境的时候，皇帝下罪己诏检讨自己，成为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传统 24. 孔子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治国就像拉弓，既要有绷张得开的时候，也要有松弛得下的时候。永远绷着，弓会被扯断；永远松弛着，弓就失去了为弓的意义。治国也是如此，需要张弛交换的道理。汉武帝和霍光不同的治国策略，就是一张一弛的关系，前后的策略和时代都不能相互否定，以我个人学习历史的体会来看，这正是合理看待历史、学习历史的关键所在

司马光以重视教化来说明刘秀的成功，以拒绝意见来说明梁武帝的失败，体现出司马光自身对于政治的看法。这两个例子对于《资治通鉴》来说，只是九牛一毛。整部书里还有更为丰富、更为深刻的政治思想。正如宋末元初研究《资治通鉴》的著名学者胡三省所说：“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资治通鉴》就像奔腾不息的长江大河，各个读者就像一只渴了的老鼠，从河水里吸一两口也就足够了。司马光认为，和魏、赵、韩的僭越相比，更糟糕的是周威烈王这种奖励僭越的行为。它让所有人看到，僭越不仅不会受到惩罚，还会得到天子的肯定与奖励。那么谁还会守规矩？这后续的效应是非常可怕的。周天子又一次违背礼制，允许齐国的僭越之臣田和升级为诸侯。于是田和把原先齐国的国君齐康公迁徙到海滨小城，自己取代了齐国国君的位置。卿大夫强大之后消灭诸侯，诸侯强大之后消灭天子，周朝最终就这样灭亡了。司马光说：“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 这里的智伯，指的就是荀瑶。荀瑶虽然有才能，但少德行，这是他失败的最根本原因。司马光的这个观点，和智果基本上是一致的。通过荀瑶这件事，司马光总结出一套非常独特的人才观。司马光认为，才华和德行都是人才必须具备的素质，但相比之下，德行比才华更重要。把人分为四等：第一等人，德才兼备，而且两方面都非常出色，那就是 “圣人”；第二等人，德行很好，才华相对弱些，这类人属于 “君子”；第三等人，才华很优秀，但德行欠缺，这类人属于 “小人”；第四等人，既无德行，也无才华，那是 “愚人”。有一个词叫 “雄猜”，指的是一种混合性格，古代很多雄武的君主同时又非常多疑、猜忌，人们把这样的性格称为 “雄猜”。汉景帝对周亚夫的猜忌，由于周亚夫的死，使得汉景帝逃避了惩罚。通观《资治通鉴》，这样对待大臣的皇帝可能会受到怎样的惩罚，可以从唐朝历史上得到借鉴。唐太宗试图用权谋驾驭名将大臣，自以为得计，却让后世子孙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圣经》上有句话：“凡动刀者，必死于刀下。” 用机巧权谋驾驭臣下的皇帝，也必然受机巧权谋的摆弄。汉武帝长年累月的对外战争造成民生凋敝，霍光对汉武帝的纠正是非常有必要的，否则老百姓的生活得不到安定，汉朝继续发展的潜力就不复存在。但也不能因此完全抹杀汉武帝的历史贡献，面对匈奴长期的侵边困扰，如果没有汉武帝的奋起一击，国家安全得不到基本保障，那老百姓的生活仍然得不到保证。所以汉武帝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为保障国家安全作出了贡献，这一点不能抹杀。其间汉武帝没能完全把握好节奏，没能协调好内外关系，甚至有罔顾民生的倾向，这也需要批判。霍光在汉武帝之后，将国家政策的重心调整为恢复民生，这是他的历史贡献。但我们也应该看到，霍光之所以能顺利地推进国内建设，是因为汉武帝已经帮他基本解决了外患问题。不能因为霍光的恢复民生的成绩而否定汉武帝时代的政策，也不能因为汉武帝的雄张而否定霍光将战线收缩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