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是中国 “十四五” 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国正处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 “新发展阶段”，国家提出了要遵循高质量发展的 “新发展理念”，构造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环顾内外环境，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逆全球化思潮在抬头，中美贸易冲突尚在延续，全球新冠疫情还未控制，当今世界 “黑天鹅” 与 “灰犀牛” 并存，已经进入以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模糊性为特征的 VUCA 时代，可能对全球治理格局、政治格局、经济格局产生重大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交织带来的困难和不确定因素较多。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本书从形势、经济、金融、区域与城市、企业、社会等方面，系统地对疫情后的世界和中国经济社会进行全面剖析，并预测中国经济 2021 的走势，旨在帮助读者对国家、企业、个人对如何走出当今时代迷局，把握机遇，开拓未来的路径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读后发人深省，值得一读。

目标明壹。

每日一书：《中国经济 2021: 开启复式时代》。疫情危机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涵盖方方面面，演变成人类历史上的一场 “复式大危机”。在疫情助攻下，大市场与大政府相结合的 “复式” 时代全面开启，未来，世界各方面的游戏规则将开始调整。前所未有的六大过剩 —— 从商品过剩到商业过剩，从生产过剩到办公过剩，从产能过剩到分配过剩，从供给过剩到消费过剩，从货币过剩到调控过剩，从资本过剩到模式过剩 —— 正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过剩必然出清，而让范围如此广、规模如此大的市场过剩重归平衡，必然导致危机一浪接一浪地涌现。落脚到中国，典型如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等国策的推进，本质上就是在大市场和大政府之间进行勾兑与平衡的一种探索，根本目的是推进中国在经济上的二次统一，打破行政区划的割裂，弥合市场经济的碎片化。总而言之，勾兑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这也意味着，2021 年既是世界经济继续探寻底部的一年，也是从底部再出发、创新突围底部的一年，更是勾兑开始的一年！冠疫情进入全球大流行阶段。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疫情实时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 11 月 10 日，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总人数已经超超过 5000 万例，死亡总人数超过 111 万人。其持续时间长度早已挣脱单个国家的掌控，转而极大地依赖世界范围内 “最短的那块板”。随着生产生活的逐步恢复，稍有不慎，世界就会被拖入 “群体免疫” 的泥潭。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说过一段警世名言：“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我们最初的成果又消失了。” 美国通过互联网霸权和对盟友施压，升起了 “数字铁幕”。美国宣称已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加入净网计划，英国、韩国等国的 27 家电信运营商的 5G 网络不使用华为、中兴等供应商的设备。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在《全球化的悖论》一书中，把全球化分为 “温和全球化” 和 “超级全球化” 两种。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 “超级全球化” 相比，罗德里克更希望推行一种 “温和全球化”—— 既有充分的国际制约和贸易开放来保证世界商业繁荣，同时各国政府也有足够的政策空间来应对国内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求。经济史上，有著名的 “马尔萨斯陷阱”—— 人口增长是按几何级增长的，而生存资料仅仅是按照算术级增长的，以指数趋势不断增长的人口早晚会导致粮食供不应求，最终会出现饥荒、瘟疫、战争等，使人口减少。1969 年提出 “直升机撒钱” 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可能怎么也想不到，在 50 年后的今天，这个主意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发达经济体使用。尤其是疫情发生以来，世界主要央行纷纷降低利率并增加了债券购买，截至 2020 年 10 月，主要国家采取了总计 12 万亿美元的财政措施，旨在缓解疫情的冲击。15 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一度推行全民记账，人人都使用标准化的复式记账法，形成了一套去中心、分布式、点对点的账本体系，堪称是区块链思想的老祖宗。有文献统计，佛罗伦萨的金佛罗林现金流通量从未超过 15 万枚，而一次战争的总消费则可以花掉 400 万金币，绝大部分开支都是通过账本支付。在地方财政收入中，土地财政收入往往占据重要地位，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也已是心照不宣。于是，地方政府为缩窄乃至填平财政缺口，不得不搬出土地财政的法宝。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在《我们的孩子》一书中指出，家长在为好学区竞价时，竞争的其实是学区里受过高等教育、高收入的家长，而非高质量的学校和老师。中国正面临二次市场化的历史拐点，长三角一体化升级为国家战略的初心正是先行先试。在此进程中，三省一市需要在统一认知的基础上，各自寻找突破口。上海 “由硬变软”；浙江突破口在于产业调整；江苏 “刚柔并济”，补足南北落差，实现区域间互联互通；安徽最大的比较优势在科创领域。此类制造需要尖端科技支撑，正吻合上海科创的资源禀赋。早在 2011 年，上海研发经费占 GDP 的比重就已达到 3.11%，高于现在美国、德国 2.8% 左右的水平，与日本、瑞典等发达国家水平相当。未来的长三角一体化也必将进一步迭代到 3.0 版 —— 以平台一体化为核心，以 “一网通办” 为手段，通过一体化人才互认机制，打通医疗、社保及交通出行账户，着力打造统一的服务平台，同时推进实施统一的基本医疗保险政策，有计划地逐步实现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医疗服务设施目录的统一。论交通，截至 2019 年年底，中国公路总里程达 501.25 万公里，高铁运营里程突破 3.5 万公里，皆问鼎 “世界之最”，尤其是当全球高铁线路深陷收支平衡难题之际，京沪、沪宁、宁杭等多条高铁均已盈利；2019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达 119.37 亿元的京沪高铁，更被誉为 “全球最赚钱高铁”。论通信，到 2020 年年底，我国将拥有全球一半以上的 5G 基站，同期 5G 用户数量则会占全球 70% 以上。中国企业迎来高光时刻。在 2019 年《财富》世界 500 强榜单中，中国上榜企业 129 家，直接登顶；即便不算上台湾地区，中国企业也达到 119 家，与美国势均力敌（121 家）。这也是世界 500 强榜单自发布以来首次有其他国家企业数量超过美国。要知道，世界 500 强榜单不仅是企业界的奥运会，上榜企业大约占据了全球生产产能的 40%、国际贸易的 50%、国际技术贸易的 60% 和国际直接投资的 90% 的份额。世界 500 强榜单还是国家经济实力的角力场，世界 500 强企业数量前 6 名的国家（中、美、日、法、德、英）也正是 2018 年 GDP 排名前 6 的国家（美、中、日、德、英、法）。眼下中国在 500 强榜单上超过美国的寓意之深，也难怪《财富》中文网称之为 “历史性的突破”。因为中国已形成世界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按照官方标准（家庭年收入在 10 万～50 万元），中国 “中产” 约有 4 亿人，且还在迅速增长。而中国当下的新消费成就仅仅开启于 3 亿～4 亿的中产阶层，尚有 10 亿人正在沿着下沉式市场迅速赶上来。《福布斯》就曾评价 “双 11” 的火爆，意味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长有动力而且可持续。其中下沉市场最为风光的掘金者，莫过于有 “下沉三巨头” 之称的拼多多、快手和趣头条。针对下沉人群普遍具有的熟人社会、价格敏感与休闲娱乐属性，这 3 家互联网新贵凭借低价拼团、短视频 + 直播与泛娱乐内容的撒手锏，率先在下沉市场中闯出一片天地。法国社会学家埃德加・莫林在《电影明星们：明星崇拜的神话》一书里指出，明星宛如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粉丝是他的信徒，信徒把自己关于美好生活的期待寄托在神身上，并追随他的一切行为。正如李子柒凭着一系列古风美食视频在海外备受追捧，影响力堪比 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无数外国粉丝留言 “她让我爱上中国文化”“求英文字幕跟进”。未来，这种以民间形式、个人方式来输出文化的现象或将更为普遍，而且是以网友自发传播、粉丝主动接受的方式进行，这是海外市场的自主选择。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指出，“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基于此，短视频在本质上不过是顺应时代变化而生的一种传播方式，一种文化载体，一种展现形式。未来学家丹尼尔・平克认为，未来的人有 6 种技能很重要：设计感、讲故事的能力、整合事物的能力、共情能力、玩的能力、找到人生意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