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和她们探讨：女人的更年期和男人是不一样的。” 哪怕是一起生活了二十几年的夫妻，到了生命中晚年的过渡节点，他们的感受也不是共通的，未必能互相理解。即便女人和女人之间，所谓 “中年危机”，个体也有着很大的差异。

一本杂志一点收获在歧视性的社会环境中，无论你内心有多 “强大”，也无法抵抗住外界持续不断对你的歧视。在前几年，有些手机被称为 “厂妹 / 弟机”，所有人都看不起这些手机，因为只有那些对手机一无所知的 “厂妹 / 弟” 才会购买这些手机。这些 “厂妹 / 弟” 被认为是典型的底层，是无文化、无学历、无知的人（在今天，“学历” 成为人的第二自然），这些人购买这些手机是在承担 “智商税”，正在为他们 / 她们的低智商而付出代价。这样赤裸裸的职业、阶层歧视言论在互联网上随处可见，在线下自然也普遍。可以说，这样的歧视是社会的共识，被歧视的群体甚至也会如此思维。在这样的共识之下，从事着底层工作的人们就不得不为了糊口而承受着沉重的负担：一面承受艰辛的工作，一面承受社会层面持续不断的歧视，如人们不断在外卖骑手、清洁工等群体中发现的那样。不过，由于外卖骑手与清洁工的切近，人们有更多的 “感同身受”；而在 “遥远” 农村、工业区底层工作的群体，其受到的 “感同身受” 就更少。人们可能会说，这样的歧视环境能激发人们的 “上进心”，能激发社会的 “活力”。一个受过严重歧视的人可能成长为一个很厉害的人，比如杜月笙。他早年受到过的社会歧视想必人们可以设想，但是他的 “能力” 与机遇使得他成为一名大毒枭。我想，这样的 “上进心” 与 “活力” 大概没有几个人会认为是好的，因为这需要整个社会来承担。社会的 “活力”“繁荣” 不应该由这样的歧视 / 被歧视的驱动力来实现。由被歧视、折磨、苦难所触发的动力，更可能导致进一步的歧视、折磨与苦难。当张益唐先生说他在外国 “刷盘子” 也没有人看不起时，我在想他是乐意去 “刷盘子” 的，至少他不会带着强烈的憎恨、愤怒来工作。而有些地方的社会，不仅仅是底层社会，也包括被称为象牙塔的大学，却依然无法摆脱从上到下的歧视氛围。当我在嘈杂的工厂里每天上 12 小时的夜班，一个月只能获得不足 3000 元的工资时，我无法不怀疑其合理性。人们会质问我：为什么你没有 “上进心”？为什么你以前不努力学习？为什么你没有学历只能干最底层的工作？但是，是否如果我 “上进” 了，我有 “本科学历”，就意味着这些最底层的工作不存在了？是否最底层就必然要接受这样的境况？在今天人类文明可以把探测器发送到太阳系边缘的时代，这些问题可能更值得思考。

北京中考的消息出来之后我的反应就是好学生更加难了，拉不出差距只能比拼稳定率，只能在低于自己能力水平的试卷上做到 0 容错率，听起来很有种工厂女工的感觉幸好我不是今年中考，不然真的高中都读不上。Chip 4 这种联盟，注定是很快解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