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若麟（1955）是著名法语翻译家郑永慧之子，1987 年进文汇报国际部派驻法国，到 2013 年才回国，本书是他以在住法 30 多年的的亲身经历，讲述他认识到的西方民主。 资本圈有个 “世纪俱乐部”，这也就是所谓的 “深层政府”，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长期的稳定对人民是好事，可也带来阶层固化和对新移民特别是亚裔无法突破的 “天花板”。谁控制了媒体，谁就控制了你的思想；而控制了你的思想，也就主导了你手中的选票！因为资本控制了媒体，自然无孔不入的洗脑和意识形态塑造，近日希拉里在电视台节目上公开呼吁废除保障美国言论自由的第一修正案，中国网民对 AI 不断推送洗脑应该是深有体会。中外因为文明结构和传统不同，中华帝国是实体的文化认同感，而欧美资本是以跨国公司资本组成的垄断联盟，作者特别感叹法国人自己的民族自豪感，不在外国人面前攻击自我，而中国很多知识分子将西方想象成自己的 “理想国”，以下这段话充分展现跪姿：「你说的这些法国故事，其实我们并不关心。法国有什么问题不是中国人关注的焦点。我们关注的焦点，是法国人如何生活在一个我们可望而不可即的国度里的。你要知道，我们对我们的现实很有点不满的地方，甚至可以说非常之不满。法国就是我们投射出去的一个能反映我们对中国不满的坐标系。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法国是，也必然是一个理想国。否则的话，我们还有什么希望？」

《礼记》中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发生一次饥荒。一个贵族为了显示自己的 “仁慈”，在路上摆上一些食物，用很轻蔑的语气叫饥民来吃。谁知道有一个饥民非常有骨气，坚决不接受贵族的施舍，于是就饿死了。假如故事中的这个饥民先破口大骂贵族不讲道理，然后一把抢过食物吃完，赞叹说 “这乞讨来的食物真是太香了！” 我猜不仅没有人会夸他有骨气，反而会骂这个人是贱骨头。但我们如今的世界就是有许多这种 “贱骨头” 的人，只不过他们不再是从封建主义贵族讨饭，而是从资本主义权贵手里讨来 “选票民主”！《法兰西的选票》作者郑若麟，1999 年至 2013 年任文汇报常驻巴黎和欧洲记者，曾经在法国电视台上 “舌战群儒”。郑若麟在互联网上的出名，起于他从 2020 年左右在视频网站上向年轻人介绍欧洲（尤其是法国）的政治现状与未来展望，本书可算是对于那些视频的整理与细化。“行政、立法、司法” 三权分立、相互制衡，是现代西方民主制度标榜的理想模式。但在以法国为主要代表的西欧发达国家，这种政治体制早就异化为：资本（财团）、政权和媒体三足鼎立的 “资本主义独裁”，“尽管三者之间也存在摩擦与斗争，但更多的是相互协力、相互提携，共同统治”。以法国为例，以戴高乐为中心所建立起的第五共和国政治体制遵循 “强行政、弱立法、虚司法” 的原则，这种 “跛脚” 政治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能够维护法国的稳定，但随着冷战外部压力的消失和强人政治的终结，法兰西的旧体制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真空，以跨国金融集团为核心的新财团把持了整个西方民主体系。在财团所把持的 “选票民主” 制度中，整个流程是一个外人无法看穿也无法参与的 “黑箱”，虽然各大财团并没有形成阴谋论中所形容的那种 Deep State，但各大财团所拥有的巨量财富和内部的互相联姻勾结，事实上让他们掌控了西方民主国家的所有重要领域。掌控军事、医药、化工等关键行业的财团利用高薪实现政商 “旋转门”，拿捏了政权上层；财团麾下的大企业利用工业化的组织力在各个行业建立起了行会（并常以 “工会” 作为幌子），控制了基层民众；而大企业扶植的媒体机构滥用 “第四权” 的监督豁免权，选择性地报道有利于财团资本主义的傀儡政客，针对性炮制可能会危害到金融集团权力的政治人物的丑闻和 “人格缺陷”，系统性培养支持和愿意宣传新自由主义和金融至上主义的记者、专家、学者，保证政权上层与底层民众永远处于一种紧张而不合作的矛盾之中。于是，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客就陷入这样一种窘境：“一个政党想上台执政，就必须有金钱的支持，这就需要财团；与此同时，要宣传自己的执政主张，也就需要媒体；媒体自身同样需要金钱的支撑，于是又回到财团。在财团和财团主导的媒体支持下，政治家才有可能上台执政。那么他的执政方向就可想而知......” 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 “民主劣化”，并不能简单归结于政客的短视或民众的愚蠢，而是一种资本主义与民主国家的根本冲突。选举原本是一种监督和检验新政机构绩效的手段，但随着 “普选权” 成为一种不言而喻的道德正义，选票流程从手段异化为了目的：西方国家的政治不再专注于民生，而开始转向一切事关选举的繁文缛节，“赢得选举” 这个行为被错误地等同于 “拥有政治能力”。而随着选票政治依赖的技术手段和传播途径被金融资本集团把持，政权实质上被隐秘的金融集团架空，“选票政治” 也最终转变为 “金元政治”。在本书作者郑若麟看来，西方 “民选体制” 顺利运行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实施 “民选体制” 的国家必须极其富裕，经济发展水平非常之高，高到任何一个政党犯错都不至于让经济发展停滞；二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民生活水准必须大大高于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政治体制与其不同的国家。简单来说，西方民主制度的正当性一来于让本国人各个都当 “人上人”，二在于让本国以外的人各个都愿意当 “人下人”。然而随着中国为首的第三世界国家崛起和发达国家因为金融泛滥而导致的产业空心化双重影响下，西方民选体制的两大支柱摇摇欲坠，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不乏想要扭转这一趋势的政客，但囿于金融财团对媒体和行政机构的垄断，他们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以各种怪异的表述和前后矛盾的政治纲领尝试 “曲线救国”。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第一任期为例，作者认为特朗普实质上是希望依赖美国本土产业资本企业抗衡华尔街的跨国金融资本财团，但由于美国总统并没法控制美联储，无法获得振兴本土产业所需的资金，因此特朗普不得不发动贸易战向全世界贸易顺差国商品大肆征税，以博取一些行政权上的自由，我们也能从这个角度看出为什么特朗普会将欧盟认为是（经济意义上）更强于俄罗斯和中国的势力 —— 这种思维并不出自地缘政治或种族主义，而是对控制欧盟的金融集团的隐秘而克制的攻击。本文开头所引用的 “嗟来之食” 的故事，其实还有一个结尾。曾子听说那个因为不接受食物而饿死的饥民，哀叹说：“这人不必做那么绝，那贵族态度不好，他可以拒绝；但贵族向他道歉，他照旧吃饭就是了。” 假如曾子今天看到欧洲民众绝望地尝试利用选票改变自己处境的尝试，他大概也会生出类似的怜悯之心。问题在于，假如连那个贵族既傲慢又没有余粮，那些饥肠辘辘的灾民还会对贵族那么客气吗？郑若麟在书中认为，“三大矛盾”：东方与西方 “民选体制” 国家之间基于意识形态的冲突、西方基督教世界与中东伊斯兰世界基于宗教的冲突，以及西方内部的产业资本和跨国金融资本基于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利益之间的冲突的爆发很可能成为压垮欧美主导的冷战后世界秩序的最后一根稻草。随着俄乌与以黎战争的爆发正在预示着那样一种结局的临近，在此种大争之世，本书所提及的 “思想上的决战” 或许也并不像四年前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自我封闭状态下的 “精神过敏”。当世界各地的人民在政治上出现普遍的不适和愤怒之时，有问题的或许并不是人，而是应该改变而尚未改变的某些思想范式。（诸不识 2024.10.15 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