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书：《日本如何转型创新》。中日关系，首先是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关系，其次是力量博弈的关系。傅高义先生认为，中日关系，首先是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关系，其次是力量博弈的关系。中日关系变化的第一波，是六七世纪日本向中国派遣遣隋使和遣唐使。那个时候，中国是世界上最强盛、最发达的国家，长安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日本为了向中国学习，派遣了许多使者和留学生前往中国，不少留学生长时间逗留中国，学会了中文、学会了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制度，也学会了城市规划。所以，日本开始有了文字，开始建设历史上第一座都城奈良。所以，中国是日本的文化之母。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一直在日本之上，日本对中国文化表现出无限的敬仰，对中国采取了朝贡的政策。但是到了晚清时期，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明治维新之后强大起来的日本海军几乎全灭了中国北洋水师，随后签订的《马关条约》，使得堂堂大清帝国被迫向日本赔款割地，中日关系发生了历史性颠覆，长达千年之久的 “中国为上，日本为下” 的格局出现了颠倒 —— 日本占据在中国上峰。这是中日关系变化的第二波。但是，傅高义先生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即使中国蒙受了丧权辱国的耻辱，但是居然向日本派遣了大批官费和自费的留学生到日本留学。也就是说，晚清时期，中国掀起了一股向日本学习热。从孙中山开始，李大钊、周恩来、康有为、梁启超、蔡锷、蒋介石、秋瑾、鲁迅、郁达夫、徐志摩等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几乎都留学日本，总数达到数万人。中国近代的教育制度以及纺织等产业，基本上就是拷贝（copy）了日本的。第一本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也是曾经留学早稻田大学的陈望道先生从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翻译过来的。近代大量日本造的汉语词汇被传到中国，丰富了现代汉语的宝库。这是中国第一个向日本学习时期。中国第二个向日本学习时期，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前后的改革开放时期。“文化大革命” 结束后，中国该如何重建经济与社会秩序？ 1978 年，邓小平访问了日本。傅高义先生说，在中国与日本 2200 年的交往历史中，邓小平是第一个踏上日本国土的中国领导人，也是第一个拜会日本天皇的人。邓小平说，尽管有 20 世纪那段不幸的历史，但是两国有过两千年的友好交往，他愿意向前看，使两国走向世代友好的未来。邓小平的话，让日本人大受感动，他们知道日本的侵略给中国造成了多大的灾难，他们发誓决不再让这样的悲剧重演。因此日本上下也非常想表达他们的歉意，伸出友谊之手。傅高义先生最后认为，中日关系在两千多年间的 “三起三落”，根本的问题是，没有处理好如何做 “邻居” 的关系。因此，他认为，既然中日两国是谁也搬不离的 “永远邻居”，那么双方就应该学习和研究如何做 “好邻居” 的方式方法，而不是以自己的 “力量” 追求 “谁上谁下” 的从属格局。日本政府对产业的补贴是怎么做的呢？基本上是不会把钱直接补贴给企业，而是补贴给产品的购买者。3 年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将 “少子老龄化” 问题称为 “国难”。为什么要上升到 “国难当头” 的高度？因为日本的人口出生率平均只有 1.4，也就是说，一个育龄女性平均只生 1.4 个孩子。中国的出生率是多少？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是 1.2，比日本还要少，这同我们长期以来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及目前的生活成本、教育成本的上升，都有比较大的关系。因为出生率的低下，日本每年要减少 20 多万人口，现在日本总人口是 1.3 亿人，山东省总人口也已经达到 1 亿人，而且每年增加 200 多万人，所以，若干年之后，山东省的人口总数就会超过日本。“家” 是个什么概念？在日本的心中，那是一代一代人的精神家园。因为兄长继承了家业、继承了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土地，你不管走到哪里，无论是在天涯海角，心中永远有一个 “家” 的归宿。因为祖传的土地在，祖传的房子在，祖传的果树依然在开花结果，自己儿时的记忆都留在这个家里。日本是一个按照条条框框办事的保守型国家，你做什么事情之前，必须先自个儿去对照法律，看看法律是否允许，然后再去问问地方政府和警察，地方法规是不是允许我占用社会公共资源？“先行先试” 的创新模式，在日本会被当作 “无法无天” 的违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