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杂志一点收获 16 世纪初，西方人便开始使用 “empire” 一词来形容明朝中国，当然，此时西方话语中的 “中华帝国”（Imperio da China）与当时的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哈布斯堡帝国性质是一样的，是指皇帝为最高权威的庞大共同体，是在 “帝国 Ⅰ” 的含义上使用的。18 世纪之后，“empire” 的语义在西方的话语当中转向 “帝国 Ⅱ”，中西方的接触愈来愈频繁，西方对中国的描述延续了其作为一个 “帝国” 的习惯认识，此 “帝国” 的概念是模糊的，更多的是对早期 “帝国” 概念的继承。但是，随着汉学日益成熟，汉学界自觉不自觉地使用 “帝国 Ⅱ” 来描述秦至清代的王朝国家，从 “剑桥中国史” 系列到 “哈佛中国史” 系列，从 “中华帝国晚期” 概念的流行到 “新清史” 学术思潮的扩大，复数的 “中华帝国” 的表述早已内化于学科之内，被不假思索地运用。而且，中国学者的自我汉学主义，也让 “秦帝国”“汉帝国”“唐帝国”“宋帝国”“元帝国”“明帝国”“清帝国”“帝制时代” 等等概念和话语进入大众视野。有些汉学家也质疑 “帝国” 概念应用到中国史书写当中是否合适，牟复礼（Frederick W.Mote）认为，把 “皇帝” 翻译成 “emperor” 是不准确的，“emperor” 意味着中国是一个 “empire”，而 “empire” 在西方的语境当中指一个国家通过扩张控制其他国家或者民族，他还指出，至少宋代不是一个 “empire”，因为她的统治范围主要局限在中国文化单元之内，不过他也承认，既然约定俗成，也只好将 “皇帝” 翻译成 “emperor”。也就是说，中国的历代王朝仍然是一个个 “帝国”，而且完全是 “帝国 Ⅱ” 意义上的。新清史的出现使得中国历史的 “帝国” 叙述更加自觉，濮德培（Peter Perdue）的著作《中国西进：大清征服中亚记》（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将清朝征服准噶尔，置伊犁将军府，蒙古、西藏重新纳入中国版图，等同 16 世纪以来欧洲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扩张。欧立德在《读书》上发表的文章《传统中国是一个帝国吗？》虽然怀疑历史上的中国王朝都是一种帝国形态，但是主张个别王朝是帝国，而且认为 “清帝国” 最具有 “帝国性质”。尽管关于 “帝国” 叙事的争议和讨论在汉学界已经出现了一段时间，但是，《哈佛中国史》的叙述仍然是以 “帝国” 的概念为基础的。事实上，这套丛书的名字翻译为 “哈佛中国史” 漏掉了很多东西，“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 翻译成 “帝国时代中国史” 或者 “中华帝国史” 更为合适，“哈佛中国史” 的译法显然丢掉了 “中国” 作为 “帝国” 的关键性信息。回到《哈佛中国史》的本义，我们会发现，这套丛书暗含了一个宏大叙事，即，中国历史上的 “帝国” 在内外因素互动作用下形成、发展、鼎盛、衰落、解体、重建、转变的历程。在《哈佛中国史》的叙述当中，历代王朝国家符合 “帝国 Ⅱ” 的特征，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上的诸王朝是中国人（汉族人）超越中原文化区征服边疆民族而形成的 “帝国”，在 “帝国” 之内，汉族人和其他民族始终处于不平等的境况。由于 “帝国” 或 “中华帝国” 的表述已经成为一种不言自明的东西，所以，《哈佛中国史》的作者没有对 “帝国” 概念进行明确的定义，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作者字里行间的表述透视出无处不在的 “帝国” 概念。陆威仪在《秦汉卷》开篇指出了早期的 “中华帝国”——“秦汉帝国” 的若干特征，其中最突出的特征是 “辽阔的疆土及多元的族群”。但是，在整个 “帝国” 分为内部和边疆族群两个明显的区域，秦汉国家对两个区域的政策是不同的，对 “帝国内部地区” 实施 “去军事化” 措施，而对 “国家边境的边缘族群开展军事活动”。随着内部区域去军事化的成功，秦汉国家的兵役 “完全由非汉人族群承担。” 从陆威仪的描述可以看出，“秦汉帝国” 包括几个典型的属性：汉族与非汉人分立；汉族向边疆族群继续进行军事征服活动；屈服于汉族的边疆族群承担兵役的义务，族群间呈现不平等的状态。这符合 “帝国 Ⅱ” 的概念。在我们的认识当中，东晋和南朝国家偏安一隅，称不上 “帝国”，可是陆威仪仍然把他此时的中国王朝称作 “南北朝” 时期的 “诸帝国”，东晋和宋齐梁陈毫无疑问也被他视为 “帝国”。他认为能体现 “南朝诸帝国” 的典型特征是始于东汉末年的北方人口持续大规模南迁，“在汉人稳定占据南方的过程当中，他们清理山坡并排干沼泽以进行农业活动，取代或吸纳当地的民众”。很显然，这是比照近现代历史上欧洲国家在新大陆建立的帝国。欧立德等人虽然质疑中国历代王朝国家是不是帝国，但是却承认清代是最典型的一个帝国。《清代卷》的作者罗威廉也是把清王朝看作一个标标本本的 “帝国”，他在《哈佛中国史》这套丛书里面对 “帝国” 概念的解读着墨最多。罗威廉也认为，清王朝国家和其他近现代史上的帝国一样，“在广大范围内实行集权管理的能力、精心经营的多元族群共存于超越国家边界，以及同样重要的侵略性的空间扩张”。罗氏还提到一点，中国将自己的制度文化推广到新疆、蒙古、西藏、云贵高原、台湾等地的措施与欧洲人在殖民地实行 “文明使命” 措施并无不同之处。但是，罗威廉却认为 “清帝国” 与中国历代 “帝国” 在性质上有所不同，他说：“（清帝国）在扩展‘中国’的地理范围，将蒙古、女真、西藏、内亚穆斯林与其他非汉族，整合成一种新形态、超越性的整体上，取得惊人的成功。” 在他看来，清王朝征服大片面积的非汉人地区，领土面积是明朝的一倍多，并创立一些机构和制度来整合汉人和非汉人地区，这是与汉族人建立一系列 “帝国” 不同的地方。清代统治族群满族人建立的机构和制度包括专门负责处理新征服地区的理藩院。有意思的是，罗威廉将理藩院翻译成 “殖民事务法庭”，也表明清代的扩张与欧洲帝国的扩张相同，是殖民主义活动。罗威廉多处使用 “殖民主义” 的概念，和使用 “帝国” 概念一样，从不反思这一 “概念” 的应用是否合理，说明它也是一个 “不言而喻” 的概念，已经内在于汉学的深层结构当中。不过，明代卷作者卜正民还是对 “殖民主义” 做了一下解释，他说：“有明一代，乃至入清以后，通过不断移民开垦和设立行政机构，汉族势力有条不紊地侵入西南 —— 这是一个大范围内‘吸收、取代、消灭’的进程，用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的说法是‘内部殖民主义’。” 卜正民所说的 “内部殖民主义” 是指明清的 “改土归流” 政策和北方居民向云贵地区的移民。“殖民主义” 概念在明清史领域里的应用更加明确了明清两朝是建立征服和殖民活动之上的 “帝国” 内涵。可以看出，《哈佛中国史》的几位作者所使用的 “帝国” 概念完全是在 “帝国 Ⅱ” 的意义上使用的。在他们看来，中国历代王朝国家具有汉族和非汉族对立的 “帝国” 结构。现在我们再回到欧立德的问题上，传统中国是不是 “帝国”？换句话说，历代王朝国家是否始终存在汉族人和非汉族人清晰的族群边界，并基于族群的边界存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不平等性。葛兆光教授也曾探讨过这样的问题，针对汉学家提出的关于 “帝国”“殖民”“汉化” 的争论，他认为，这三个概念应用到中国历史一半是对的，一半是错的。事实上，这种各打三十大板的策略没有解决问题。不过，葛教授部分否定 “内部殖民主义” 的论述是有道理的，他举 “改土归流” 为例，认为 “改土归流” 是将内地和边疆统一化的措施，这与欧洲殖民帝国为了维护不平等的帝国秩序刻意建构宗主国和殖民地的差异性是有本质区别的。事实上，在农业时代，云贵地区山川沟壑，交通不便，土地贫瘠，当地居民赋税有限，治理此地对中央政府来说是个负担。民国时期编撰的《贵州通志》提道：“全省田赋收入不及中土一大县。黔疆贫瘠，故养兵之费取给邻省。” 因此，中央政府对云贵地区管辖的深化并不意味着制造了边疆与内地经济地位的不平等。所以说，“帝国”“殖民” 这些适合西方历史书写的概念应用到中国史书写当中面临着被滥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