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在书评里反复强调，衡量艺术的唯一标准是看它们能不能流传下去。他对劳动人民和 “有色人种” 有着深沉的同情和理解。亲不亲，阶级分：他本人出生于下层公务员家庭，处于统治阶级的边缘，距离劳苦大众只有一步之遥。基本上可以当做英语文学的工具书，涵盖了二十世纪几乎所有知名的英语作家，奥威尔的嘴非常毒。

今天在互联网上用关键词 “书评 / 读后感” 搜索，我们能得到几百万条结果。但正如你今天所看到的这篇书评以及背后的作者一样，写书评大多只是为了一种休闲娱乐或者借题说事，并不会有多少人（其中也包括小说家与学者）将写书评作为一种严肃的职业。必须承认，一些 “书评作家” 只是空造的一个头衔，仿佛一个人将 “喜欢吃饭” 写在自己的简历之上。但翻阅完上海译文出版社《奥威尔全集》中整整三册《奥威尔书评》后，恐怕任何爱书人估计都愿意给奥威尔一个 “书评家” 的名号。从时空意义上说，距离我最近的书评是梁文道主办的《开卷八分钟》，这一档节目以品评冷门书与畅销书而出名，我也是从那一档节目中才知道：读书并不像学校教的那样，不仅可以表达本人对书的意见，也可以有理有据地批评作品乃至作家本人。《开卷八分钟》后来被剪辑成短音频节目，出版成精装本继续在互联网时代流通，但有心的受众其实都清楚一件事：不只是《开卷八分钟》，书评如今也是一种逐渐没落的媒介。这除了因为特定的文化与政治环境，最大的诱因还是媒介渠道的改变：在过去的时代，书籍是普通大众能接触到信息最廉价也最高效的渠道，书评的诞生就是为了缓解那个时代的 “信息焦虑”：由一些专业的书评人挑选出特定的书籍，概括书中内容，分析一本书优势劣势，是否值得阅读和购买。换句话来说，书评就是那个时代的 “短视频”，而当普通大众的信息渠道已经变成 “短视频” 的时候，我们不难想象用脑机接口给普通人 “洗脑” 将是未来世界难以避免的光景。顾名思义，书评在过去有商业价值，写书评在过去也只是营生的一种生意。我们在《奥威尔书评》中读到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报纸上连载的那种 “豆腐块文章”，一篇一两千字的短文需要以最简练的形式与文风描述作者生平、书籍内容、书籍优劣及推荐价值等固定要素。有时候，这种 “豆腐块” 还会被切得更碎 —— 当奥威尔用同样的两千字一口气评价三本书时，我们应该清楚它们并不是什么非读不可的经典。《书评》中大部分文章所记载的都是这种内容可有可无，形式高度统一的广告文案。但如果我们经受了当下流行由泛滥的情绪、碎裂的逻辑和让人哑口无言的语法组成的百字网络版 “大字报” 之后，回头读奥威尔那些看似平庸却久经训练的书评，难免会让人心生一种 “今不如古” 的感叹。然而这种对于 “过去的好时光”（英语作 Good Old Days）的怀旧，恰又是奥威尔本人最厌恶的情节。乔治・奥威尔自称是一个 “民主社会主义者”，这一身份让奥威尔的人生可以用他一本著作的标题概括 “上来透口气”。在红色阵营，他被视为反动分子，他的著作在他生前被半个世界禁止和批判；在蓝色阵营，他被视为极端分子，根据后世的解密文档，奥威尔在他写作的短暂二十多年人生中被英国情报机关紧密监视，直至他去世。奥威尔的政治自觉，让他在书评写作中褒贬分明。他对于基于底层人民与工人立场的社会观察，以及超越意识形态的个人经历有着极高的关注与期待。而对于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基督教与保守主义者的文学作品及政治小册，奥威尔则毫不吝惜使用他作为英国人特有的 “毒舌” 和他那颗独有的冷峻良心进行批评与讽刺。当奥威尔的笔锋只是触及那些陌生的人物与作品时，他的修辞颇为精彩；但当奥威尔的眼光瞥及我们熟悉的人物与文字时，他的言语又会毫不留情地戳痛我们。考虑到奥威尔曾在一篇书评中批评英国当局对出版传播的限制与审查，我们可以想象这些不留情面的文字已经是奥威尔本人字斟句酌之后的妥协之策。但奥威尔并不是一个政治家，他也是一个文人；正如 “民主社会主义” 毕竟还有一个前缀。乔治・奥威尔的难得之处就是他能够在脑中同时保留两种思维方式：在政治上保持距离和在感情上尊重理解。他可以在政治上批评王尔德对于政治的无知，但也会认同他对于政治的想象唤醒了战后欧洲对于 “大同社会” 的重新想象；他会在政治上批评狄更斯对于传统社会不切实际的想象与美化，但他也会尊敬狄更斯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那种笨拙的真诚；他可以在政治上揭示《格列佛游记》的幼稚与不现实，但他不会否定这本书带给他的启蒙与感动；他会在政治上批评苏联的帝国主义与专制政治，但他直言自己不愿意以此为借口去干涉他国内政；他会在政治上认同杰克・伦敦在《铁蹄》中展现的那种未来图景，但他也不会掩饰伦敦本人骨子中的法西斯气息。这世上有两种批评者：一种是无情的批评者，你不会愿意站在他的对立面；另一种是冷静的批评者，当你成为他的批评对象时，顶多会感叹一句：这个人性子太直，奥威尔显然就是后者。他在政治上的确是一个不可靠的盟友，但在现实中却不是个可厌的酸腐文人。对于保守与革命、传统与改变，奥威尔在书评中有过这样一段评论：“每一代人都认为自己比前一代人更聪明，比后一代人更睿智。这是一个幻觉，你应该认识到这一点，但你也应该坚持自己的世界观，即使代价是被认为是老古董，因为这个世界观来自于年轻一代人不曾有的经历，放弃这个世界观就相当于扼杀你的思想根源。”1929 年，奥威尔是一个经历过巴黎与伦敦底层生活，正为生计而四处打工的年轻人；1949 年，奥威尔出版了《一九八四》，这时他已经是一位见证了时代而生命渐弱的壮年文人。就在这短短二十年中，奥威尔亲身经历了如罗生门般的西班牙内战，熬过了徒留一地鸡毛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奥威尔在这二十年间写下的书评，可谓是他在自己的世界观下对历史变迁的记录与叙述，我们能在其中读到他对于西班牙内战史实的正本清源，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格局的展望，以及对新时代下传统人士与文化的盖棺定论与重新思考。假如没有奥威尔，那些曾风靡一时的文字与见解，那些备注 “情况不详” 的作家与历史记录，就只能是历史长河中的过眼云烟；而在奥威尔的记录与评论下，这些历史碎片被以某种形式和标准重组为了一种叙事 —— 这种叙事或许偏离 “客观的历史”，或许不惹人喜爱，但当我们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一位瘦弱的英国作家对自己身为历史记录者与现实观察者的自觉时，我们或许就不会陷入奥威尔所批评的那种 “黑暗的历史循环论”。三册本的《奥威尔书评》，始于奥威尔对作家约翰・高尔斯华绥的批评；终于奥威尔对一本狄更斯传记的不满。在 1929 年，奥威尔感叹 “要当一个诚恳的人终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在 1949 年他最后的时光中，他评价英国首相丘吉尔是一位 “幽默而坚强的老人”。我很好奇，假如奥威尔没有因肺炎早逝，而是一直活到了 80 年代，他对于同一批人物的评价是否会有变化？他会对于新时代的新事物有怎样的见解？他到那时又会怎样总结自己的一生？不过，这一切都只能是想象。只有上了十字架的耶稣才是救世主，只有倒在黎明前的鲁迅才会成为 “民族魂”，同样，只有一个早逝的乔治・奥威尔才能被捧为 “圣徒”。《奥威尔书评》告诉我们 “圣徒” 也是需要工作的，这大概会让那些造神者感到失望；但《书评》也让我们看到，圣徒的工作是可以也必须被世界看到的，这大概能让那些有志的实干家多一点希望。（公众号：lit_zhu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