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安石传・梁启超 #梁启超更是政治家，出师未捷，以古观今，当然更注重民智的启蒙，更多感慨。王安石传的观点非常鲜明，也就打破了我们之前对王安石的种种刻板印象。如果是年轻人初读，一定又会形成另外的一种刻板印象。幸好，我打开此书的时候已经到了不惑之年。梁启超旁征博引，确实是将舆论、政治、学问三者集于一身的登峰造极者。在一段段引文中间，再抽丝剥茧，便还原了一个真实的王安石，也就解释了很多看起来的自相矛盾。宋人蔡绦在《西清诗话》中引用了一段苏东坡对王安石诗作的评价：“像繁茂的结满果实的李树，光彩显现于夜晚，像艳丽的灿烂如云的桃花，光彩照耀于白天。”1908 年的梁启超，36 岁。退居书斋，著《王荆公》。1068 年的王安石，48 岁。上殿对策，执政变法。

读此书有两则目的，一则人物主体，王安石，唐宋八大家且是激进的变革者；二则编著作者，梁启超，近代中国大家，我十分感兴趣的人物，此为读他的第三本书。但这本书的内容由于都是文言文，且旁征博引较多，对我而言，可读性就相对较差，不如之前的《李鸿章传》写的精彩。不过这本书，虽同是写人物传记，但与《李鸿章传》相比，写作的历史背景应该不尽相同，写《李》是由于梁启超与其乃算是同时代人物，所谓英雄惺惺相惜，是作者以自己的角度理解李鸿章，阐述的是自己的声音和见解。《王》则不尽然，梁启超所处的近代中国，正是新旧思潮激荡，社会风云变化的特殊时期，以为王安石正名，借王安石三不足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的大无畏精神”，鼓吹近代中国变革的号角，借古喻今。所以，本书中大量的文献引用，佐证王安石的 “好”，为其拨乱反正，本书成为上个世纪典型的王安石正面评价代表著作，因此，这本书学术性很强，可读性很弱，不如之前所看著作。通过各种文献和渠道，对宋朝这个中国历史上特殊的朝代，有些许了解，不多都是皮毛。宋朝产生在五代十国之后，自陈桥之变诞生，赵匡胤一统中原，也就决定了这个朝代的 “弱武” 基因。唐朝的安史之乱，五代十国的割据及兵变起家，宋朝的皇帝从一开始就把 “兵” 视为颠覆的罪魁祸首，所以整个宋朝都是在重文轻武中度过。宋代的经济社会号称是高度发达的，甚至在同时期的世界各地，宋朝的国民生产总值也是位居世界榜首的，可是与之对应的却是武官低人一等，边疆常常告急的窘境，历朝历代鲜有的 “靖康之耻” 也只能发生在这个朝代了。文官当道，自是是非甚多，舞文弄墨而不知油盐酱醋。同时，宋朝更是个士大夫鼎盛的朝代。读王瑞来的《君臣》了解到，士大夫精神一直是文人墨客所追求的，经过不同时期的演变，士大夫在于皇权的斗争在宋代迎来了真正的春天，宋朝的宰相与皇权，达到了类似今天的君主立宪制，以宰相为代表的士大夫，将自己的政治理想付出实践作为人生最高追求。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王安石作为士大夫代表，展开了他一生的政治抱负。成功的经验借鉴意义不大，因为成功的偶然因素和不可复制的历史背景，都无法将成功复制。失败才是下一次自我成功的奠基石，因为知道了如何失败的，至少具备了成功的充分不必要条件，即知道了怎么做不失败，那么离成功也就不远了。从历史来看，王安石的变法是失败的，在网上查到对王安石变法失败原因比较客观的说法如下：“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是多种因素综合造成的，其最根本原因在于新法变法只是一场地主阶级内部针对北宋统治危机的制度改良，没有触及社会的根本问题，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社会的矛盾。1、变法的超前性与社会现实的落后性差距过大，变法没有适应的土壤王安石变法主要是应对危机的政治冲动，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对这次变法的经济内容，黄仁宇评论道:"在我们之前九百年，中国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当时世界里其他地方提出。但现代金融是一种无所不至的全能性组织力量，它之统治所及既要全部包含，又要不容与它类似的其他因素分庭抗礼。" 而宋朝的封建政体是其面临的难以逾越的困境，结论不言而喻，变法的走样与失败是不可避免的。2、新法的 "敛财" 实质导致社会基础的丧失变法的真正兴奋点是富国，而不是富民。王安石的 "理财"，实际上主要是在分配领域内损下益上，夺商人、地主、农民之利归国家财政，做到的不过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而已。这使他几乎把整个社会作为 "取财" 的对象，因而在新法推行时，它损害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导致变法的社会基础丧失。变法中财政收入的增长主要不是依靠发展生产，恰恰正是以青苗、免役等名目 "加赋" 的结果。3、变法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王安石明知改革 "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却在变法中操之过急。他只认定一个目标，却忽略了在实现这一目标过程中必然会连带产生一系列问题。在短短数年间将十几项改革全面铺开，恐怕当时的社会各阶级都不见得有这种精神和物质承受能力，于是变法反而陷入了欲速则不达的困境。4、政策执行不力。动机与效果的背离，条文与执行的偏差，使一系列变法措施从安民走向扰民。如政府把青苗法利率规定为百分之二十，官员擅自提到百分之三十；政府要抑制私商，官员用更坏的官商代替私商；政府要用交钱代替差役，官员就拼命敛钱。无论哪种措施当初的动机有多好，执行的地方官员都可以把自己的私货塞进去，都完全违背了变法初衷。5、用人不当变法派中，除王安石个人操守尚无非议，而他最重要的支持者与助手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薛向等人个人品质多有问题，有的当时就被视为小人。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只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视了活的人事，于是应该由行政技术层面解决的议题便转化为道德层面的问题。变法派在后一层面上与保守派相比，立即陷于劣势。6、变法派内部分裂首先是变法核心人物宋神宗和王安石不能协调一致。当王安石再次担任宰相后，宋神宗对他的态度已经有所变化，即所谓 "意颇厌之，事多不从"。王安石看到变法停滞不前，被迫再次辞职。其次是变法派内部出现反对派。许多变法派只从自己利益考虑，而不以改革大局为重，结果使王安石参与变法的人员闹得四分五裂。7、保守派强烈反对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之争本质上并不是权力之争，而是政策性的争议；并不是要不要改革的争论，而是怎样改革的争论。保守派人才济济，如司马光、韩维、文彦博、欧阳修、富弼、韩琦、范缜、苏轼等。元丰八年 (1085 年)，宋哲宗即位初，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为宰相，新法几乎全被废掉。” 变法的失败，就是失败了，但没什么好羞耻的，尤其是王安石，作为失败者他很成功。不能把一切都怪罪在王安石的头上，无论是当时的司马光、欧阳修，还是后世对王安石都是不分是非的抨击与批判。其实他们抨击的并无道理，用一句俗话蔽之 “屁股决定脑袋”，前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后世，用现代的眼光看历史，本身就是扭曲的，套用本书中有一句话 “则当时所谓清议者，... 不过欲借此以立明，但求因言得罪，则名愈高，其唯一之目的在是，而国家之利害，一切未尝介其胸也。故为日日搜求好题目，居之以为奇货，稍有可乘，则摇唇鼓舌。盈廷不得志之徒，相与为表里，愚民无识，从而和之，势益汹汹。” 历史人物，从来都无法独善其身，它的存在，无非就是为各利益集团所用，有用其沽名钓誉的，如司马光，有用其借古喻今的，如梁启超，但只有在历史之中，时代之下的人，才能理解自己。不可否认，王安石最大的失败在于 “智商超高，情商不高，政商负高”，对于国家的积弊，太过心急，甚至出现了过于先进和超前的情况，虽有补天之技，但却只蛙井之天。另外，王安石的 “一刀切” 式的改革，也注定被后来者 “切一刀” 的悲剧。政治，像刘邦学习，进三步退两步，就算是赢了。读王安石，品王安石，悲王安石，戒王安石，这也许才是我的读后感吧，虽 “三不足” 气势恢宏，问心无愧，但抵不过空悲切，众口铄金。顺势而为，不可逆势不可为而为，老骥伏枥壮心不已，“耐受深潭待运通，不觉一朝头耸出”，按照雷军的话说，待到风口时，猪自然会飞。为王安石的勇气、魄力和智慧点赞，为王安石的偏执、孤行和不懂政治悲怜。

小时候背过王安石的古诗《元日》《泊船瓜洲》《梅花》等等，知道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著名的文学家。今天从读《王安石传》重新认识了他，他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还是一位思想家，政治家，改革家。特别喜欢王安石改革家的身份，任何时代的改革，搞不好都会带来粉身碎骨，而王安石不俱困难，锐意改革，都是为了百姓和国家。非常值得尊重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