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理状态下，人的行为不会偏离正常逻辑很远。” 本书以资治通鉴为鉴，上卷开宗明义解读了司马光的写作意图、经济思想、政治思想、秩序观，下卷以史为鉴论述了自我剖析、认识他人、团队控制力、合理计划。不同于熊逸和华杉老师的全览讲透，姜鹏老师打散历史以用为用，无意中勾起我对新朝、魏晋、隋唐、五代十国的妙趣，读不完的资治通鉴，学不尽的历史智慧。

《资治通鉴》的成书条件很苛刻，它对主编人的要求非常高。首先，得是一位大学者，历史学功底很深厚，才有可能完成这项工作。其次，这位主编还得懂政治，因为《资治通鉴》直接为治国理政服务，它是有政治导向功能的，只懂历史不懂政治的学者，编不出这样的书。第三，如果司马光把精力全部用在政治上，那也不行。宋神宗即位之初，大家都在猜测，新皇帝会任命谁做宰相？最热门的两个人选就是王安石和司马光。如果当时被选中的是司马光，那他哪有时间来编《资治通鉴》？所有的时间都要消耗在处理既复杂又琐碎的政务上了。经典往往是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资治通鉴》当然符合这个条件。后来续写、模仿《资治通鉴》的作品很多，但没有一部像《资治通鉴》这么成功，这么出名的。原因就是成书条件过于苛刻，还是那 3 条：第一，大学者；第二，懂政治；第三，有闲暇时间。第 4，要确保在政治斗争失败以后不受打击。这可太难了。古往今来，同时符合这么多条件的，只有司马光一人，没有第二个。“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第一个字是 “初”，表示初次或开始，看似是个中性表达。但在中国古代的历史编写规则里，这个 “初” 字很多时候意味着一个糟糕局面的开始。在孔子编修的《春秋》里，一旦出现 “初” 字，往往一件坏事要开始了。所以司马光用 “初” 字起调，也是在学习孔子编修《春秋》的笔法，告诉读者，不好的局面将要拉开帷幕。在《资治通鉴》里批判的重点并不是魏、赵、韩三家，恰恰是那个被省略的主语，也就是周天子，周威烈王。魏、赵、韩三家瓜分晋国，他们僭越属实，的确有错。但他们做的错事，居然获得了周天子的认可，周天子同意让他们升级为诸侯。也就是说，对于消灭原有国君、瓜分领土这么一件离谱的事情，周天子不仅没有谴责、惩罚，居然还给予褒奖，那不是鼓励犯罪吗？司马光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 这是《资治通鉴》的著名金句之一。所谓 “才者，德之资也”，意思是说，对一个有品德的人来说，才能是他的资本，能帮助他把事做得更好。而人的才能，必须由品德驾驭，才可以确保发挥在正确的用途上，这是 “德者，才之帅” 的含义。只有当一个人拥有了品德，才知道什么是理当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一个有才无德的人，靠着才能去干坏事，比一般人更具有破坏力，就像智伯这样。所以，离开了品德的才能，未必是好事。曹氏统治者片面强调才能，缺乏对忠诚和品德的关注，因此和人才之间只是利益交换关系。当可交换的利益穷尽，或者有人可以给出更多利益时，这些人才就会见风使舵，另投新主。这是 “以利聚人，利尽则散” 的道理。在了解了这些情况后再来反思，要长时期维护一个社会的稳定，想要拥有良好的社会秩序，真的仅靠才华就可以做到吗？你还觉得司马光的 “才德论” 迂腐吗？短期看，曹操 “唯才是举” 很有实效，《资治通鉴》也如实记载了，司马光依然坚持道德优先论的原因是，他和曹操的问题意识不在一个层面上。汉武帝时期的酷吏义纵 “专以鹰击为治”，丝毫不考虑法律，一心想着怎样用手段。那么义纵的准绳、底线是什么？他的准绳就是皇帝的心意，只要皇帝认可的，就是可行的。或者说，他认为自己是在为朝廷解决问题，不用顾及法律。朝廷把他调到定襄郡的潜台词他心里十分明白，就是这个地方的老百姓难管，自己要用各种手段完成朝廷交代的任务。这会导致什么后果？百姓会心甘情愿地被这样的酷吏统治吗？恰恰相反，当时酷吏纵横，各地暴虐的郡守很多，在这样的高压环境下，百姓反而变得不害怕犯法了，因为不管如何小心，都很容易被酷吏陷于法网，受到重罚。既然如此，不如破罐子破摔吧。所以很多百姓啸聚山林，铤而走险，攻打城邑，抢夺兵器，甚至释放牢狱里的死囚，杀戮地方官员。隋炀帝试图在短短数年内完成修建大运河、疏通河西走廊、征伐高句丽等大工程，每一项举措都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动辄抽调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壮丁，那还有多少劳动力能留在农田上呢？劳动人口的稀缺导致社会经济衰退，必然造成恶性循环，势必给民众带来巨大压力，引爆社会矛盾。

资治通鉴也是一本奇书，可以和史记比肩，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往往资治通鉴的选材和议论，无不反映出司马光的政治理念。通常，司马光都被认为是政治上的保守派，和王安石的激进改革派相比，司马光的路线更多是崇古。但是反过来，王安石的改革也是为了为皇帝搞钱，而司马光则更多是在坚持原有的政治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