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开在眼前，封存青春，永不归去。吴老师的散文是浪漫的、柔软的、包容的，他动容地谈自由与理想、青春与热衷、读书与旅行、时间与孤独、金钱与冷漠…… 他复杂地聊商业与时代、“哀牢山” 与 “病房”、乾隆与华盛顿、汴梁与比萨、科斯与儒家…… 他文采斐然言之有物，情到深处动人心弦…… 再多的主义也难以覆盖人生的全部，但吴晓波老师多了点浪漫主义，用真情实感冲破文字局限，以个人魅力重诉商业魅力，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

吴晓波老师描述书里面的内容非常的客观，真实且逻辑清晰。从不要腐蚀金钱到也不要仰视金钱，而是平视金钱的角度让我们摆正了态度。而且敢于对古人观念的怀疑另外，很喜欢文中的廖厂长。但吴老师应该说明，什么原因使得别人没有赚大钱呢？现在人家过得怎么样？赚钱一定要狠吗？在正当途径前提下

每日一书：《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喜欢，是一切付出的前提。只有真心地喜欢了，你才会去投入，才不会抱怨这些投入，无论是时间、精力还是感情。我们这一代，多少属于天生地养的一代。我们从贫瘠的物质和精神年代走出，在骨骼和思想长成的那些日子里，父辈奔波于生计，国家则忙于经济的复苏和意识形态的角斗，他们都顾不上好好看管我们。我们在学校里胡乱地读书，吃进无数的垃圾，却又在思想的荒原上肆意地寻觅疯长的野草。步入社会之后，既有的秩序濒于崩溃，“效率” 替代所有的法则至高无上，而我们所储备的知识根本不足以应对很多突发的事件，甚至在更多的时候，我们所匆忙建立起来的价值观在量化、冷酷的现实面前完全不堪一击。 自由是世俗的，它不在空中，不在别处，它就在地上。作为一个读书人，你能否自由地支配时间，你能否自由地选择和放弃职业，你能否自由地在四月去京都看樱花，你能否自由地与富可敌国的人平等对视，你能否自由地抵制任何利益集团的诱惑，这一切并不仅仅是心态或勇敢的问题，而是一种现实能力。 “一个不成熟的男人是为了某种崇高的事业英勇地献身，一个成熟的男人是为了某种高尚的事业而卑贱地活着。”     —— 塞林格 美国作家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仍然维持了类似的评论：“邓小平的所有作为都由这样的深刻信念指引：利用世界上最现代化的科学和技术实践以及最有效的管理技巧将为中国带来最伟大的进步；将这些实践和技巧嫁接到中国体制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纷扰都是可控的，并且对中国人民整体而言是值得的。” 在 20 年的时间里，大江南北的人都卷着舌头学港腔，但在上海滩，上海人坚持用 “阿拉” 抵抗，聚餐临别，握着香港人的手，一脸真诚地祝福：“祝你们早日做 gangdu。” 港人诚惶诚恐说 “不敢不敢”，上海人一脸的坏笑，香港人分不清 “憨大” 与 “港督”。上海最高的山丘是佘山，海拔 100.8 米，现在是超级富人区，一栋别墅动辄上亿，买得起的人其实没有时间住，所以很多别墅里住着寂寞的保姆和园丁。它就是个 “泵”，却不支持创新。这座城市试图满足人的所有欲望，它就是一个 “泵”，吸走了周遭方圆 1000 平方公里的资源、金钱和有野心的商人，但是，它迄今不是中国最有创新能力的城市。 根据胡润在 2012 年的计算，上海有 14 万家庭的资产达到了 1000 万元，不过五成是因为炒股和不动产的增值，这座城市里大约有 250 位富豪的个人财富在 20 亿元左右，不过，上海却没有诞生最优秀的创业家。     过去 20 多年里，上海始终是国有资本和国际资本的乐土，它们相携起舞，独占风景，与此同时，草根创业和市场化创新则奄奄一息，在几乎所有的消费品领域，从服装、饮料到家用电器，上海人几乎没有创造出一个排名前三的品牌。     今天的上海也没有继承阮玲玉、鲁迅和张元济的热血传统，涌现出中国最好的演员、电影、作家和图书公司。鹿晗，就是这位绝大多数 90 后以前的人都不太熟悉的少年，在 8 月 19 日发出的一条新浪微博，单条评论数达 1361 万条，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在他的微博回帖中，超过 50 万条次的比比皆是。     这是一个正在发生的、非常有趣的事情：一种新的互联网造星模式开始冲击中国的娱乐经济。 在我看来，仇富情绪的浓烈，是因为中国有一个特别不健康的营商环境。细数两千年商业史，最会赚钱的人主要是两类：一是贪官，二是向政府寻租的商人。     贪污是一个传统。中国的历代政府都推行国有专营制度，国家掌握了大量的资源性产业，同时设立国有企业体系。因产权不清晰、授权不分明等缘故，这一制度一定会诱生出权贵经济，当权者以国家的名义获取资源，以市场的名义瓜分财富，上下其手，攫取私利。 1993 年的《经济学家》评论说：“在一个充斥着自大狂和江湖骗子的行业中，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 这位管理学界唯一的百科全书式的大师创造了管理学，但最终他成为这部热播连续剧中的一个 “符号”，每一集开始的时候，他总是会被播放一遍，所有的故事都将从此开始，然后读者和播放者均不再回头。     再也不会有德鲁克了。在今后 50 年内，要取得德鲁克式的成功是困难的。我们且不说当代公司管理的课题已经越来越技巧化，商业思想的制造越来越商品化，单是就一个人的生命而言，那也困难到了极点 ——     它要求一个人在 40 岁之前就完成他的成名之作，接着在随后的 50 年里不断有新的思想诞生（起码每一年半出版一部新著），他要能够每隔 5 年把《莎士比亚全集》从头至尾重读一遍，另外，最最困难的是，他要活到 95 岁，目睹自己的所有预言一一正确，而此前的一年，还能够从容应对《华尔街日报》记者的刁钻采访。50 天后的 2 月 19 日，这个 93 岁的老人走到了生命的终点。路透社在他去世后第二天的评论中说：“邓敢于撇开僵硬的计划体制而赞成自由市场力量，并让中国的大门向世界开放，他真正改变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