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集刊了黄仁宇于《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发表过的 33 篇有关历史的文字。作为大陆读者，对黄仁宇最大的印象还是《万历十五年》，当年读这本书，虽然已经没有二十世纪末那些读者 “惊为天人” 的印象，但我从万历一朝的历史切片中体会到了历史场景的复杂性和历史人物的多样性。《万历十五年》在学术意义上启发了国内历史研究者基于 “制度效率” 的读史视角。这本《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所继承的也是黄仁宇的 “大历史” 观：制度变迁为主，道德批判为次。以黄仁宇 “大历史” 来看，中华文明起源于大规模农业形成的集体性经济共同体。黄河中游的黄土地带便于耕种，于是在这片区域诞生了周朝。尽管后人（尤其儒家）喜欢给周礼增加政治价值，周朝在制度上只是一个基于农业生产单位的贵族封建联盟。所谓 “周礼”，也是周朝王室基于这样一种生产和财政模式做出的一套政治模式。春秋战国时期，农业技术造成的人口增长和气候变化造成的频繁自然灾害，在削弱了周王室统治合法性的同时也使得各诸侯的实力膨胀且互相发生武装冲突，于是周的系统终于 “礼崩乐坏”。各诸侯国在中原大地上发生高频率而高水平的吞并战争，最终秦统一六国而建立了中华帝制。车同轨、书同文的秦制成就了中国 “政治” 早熟的特点，一方面这使得中华体系变得极稳定且能够管理较大规模的领土；另一方面也导致中华帝国极其依赖农业且在政治思想上难以作出巨大改变。秦虽然统一天下，然二世而亡。汉朝继承秦制，但它依旧不能解决中华帝国的内在矛盾：中国的生产体系庞大，然而分配机制和发展水平却严重不平衡，最终导致地方权力容易膨胀而威胁政治统一性。在政治与生产环境较为封闭的时代，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方式似乎就是加强中央王权。无论是高祖刘邦清算功臣，还是文景二帝试图削除藩国，都是出于加强王权的目的。这一运动最终的体现就是汉武帝的铁腕统治和对外征战：一方面汉武帝尝试将内部矛盾外界化；另一方面他也试图利用 “总动员” 的战时体制平衡国家内部发展的不均衡和政治的离心力。可惜这一运动最终失败，“从霍光到王莽，即是西汉后半期自武帝后一百年不到的时间内，中央政权已无从合理化。” 王莽篡汉的最终成功，也是顺应了当时对于一个强政府的需求呼唤，然而王莽的经济改革彻底失败，最终断送了西汉的惨剧。光武帝刘秀长于政治，建立了东汉王朝，然而在政治改革上并无建树 —— 东汉所采取的法律制度，以及东汉前期各个皇帝所采取的政策，几乎是西汉历史的翻版。纵观两汉，中央王权逐步衰落，地方士族豪强逐渐壮大是这一时代的主流。于是东汉崩溃，群星璀璨的三国割据时期到来。三国时期在历史发展上只是一个过渡，但三国故事在民间的流传却向历史学家展示了中国民间力量对于 “想象的共同体” 之维系的重要性：纵使 “中国的君主制度...... 中层脆弱，法制简单，政府力量之不及”，民间对于秩序依然会有一种精神层面的遵守和重建意愿。东汉末年的分裂终于司马氏篡魏立晋，统一三国。然而晋朝只是 “以军政府的姿态企图创立一种民政制度”，统治阶层的文化意识形态已经改变，而民间底层的农村经济却与之脱节。晋武帝司马炎将亲王分配到各地，试图重建一套类似商周（或者欧洲中世纪）的 “封建制度”，然而他并没能给出一套改革农业经济的生产力新模式，最终是各地诸侯王利用农村外溢的流民促成 “八王之乱”，少数民族内迁更是导致 “五胡十六国” 的新割据时代降临中华地区。五胡十六国时期也是英雄辈出，然而从制度史观之，单一战役的胜败只有短期效应，“中国的重新统一必待人口相次固定，胡汉种族的界线逐渐漠减，巨家大室的力量也被压制”。至于南北朝，北方通过中央集权建立了一个 “小自耕农为主体的单纯社会”，且通过佛教融合了胡汉文化的矛盾差异，而南方的政治系统却因为士族大家的存在而无法统一。南北最终被隋统一。以黄仁宇 “大历史” 眼光看，中国历史自此从秦汉的 “第一帝国” 时期步向了隋、唐、宋的 “第二帝国时期”。隋朝继承了北朝的优良传统，集合了汉化的游牧民族血统、小自耕农为主体的稳定生产机制、注重底层机构的文化传播技术，于是在统一天下后一度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和民间动员力，然而在当时的政治架构中，商品化的财富分配和国家经济的多元化是难以想象的思路，隋炀帝为了消耗财富、稳定国家，采取了低质量的 “大兴土木”“对外征战”，最终导致其王朝短命而被唐取代。李唐王朝吸取前朝教训，成就了 “第一帝国” 的高光时刻，唐朝也被中外无论民间还是历史研究者认为是中华帝国的巅峰。然而回到财政视角，唐朝对于财富的处理，实际上是 “在民间经济系统之外，去勉强地支持一种以皇室为主体的城市文化”，并不能对大量资源作出合理的分配或再生产。于是以农村经济为核心的财政制度再次诞生了 “强地方、弱中央” 的弊病。“藩镇” 制度虽然降低了唐王朝管理广大疆土的成本，然而 “两税制” 实际上是剥削了百姓而养肥了职业军人，朝堂上的儒家知识分子长于辩论而短于合作团结，于是先有安史之乱，后有黄巢农民起义，唐朝终于覆灭。五代十国的分裂，在黄仁宇看来是唐末的 “军阀割据”，军阀混战固然给百姓带来了深重苦难，然而各地军阀由于从唐王朝下属的 “管理者” 角色转变为独立经营的 “创业者” 角色，不得不积极融合唐朝制度和军阀管理技术，造出了一套 “实用主义” 的新财政军事制度。宋太祖赵匡胤以军功起家，因此也带有重技术的军阀气质，有宋一代节制地方军权，待之以中央集权，在理论上对于中华体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赵宋王朝以地方军阀体制应对日渐复杂的中央集权任务，在数字管理技术上依旧暴露出了劣势。后世之人看宋朝历史，内有商品经济崛起的城市文化与 “王安石改革” 为首的经济学路线之争，外有北方金、辽压境而造出的类似近代 “地缘政治” 的形态，然而宋朝的底色依然是一个基于小自耕农为主体的传统官僚管理制度，于是对内有皇室扩权导致的 “冗官冗兵” 之苦；对外有程朱理学否定人欲的 “思想内化” 之忧。宋朝在历史的转折期作出了犯下了大量外交与军事的错误，最终成为蒙古大征服的战利品，中华体系的 “第二帝国” 时期于是终结。元朝无论其定位还是存在时期都处于尴尬的地位，本书作者黄仁宇也将其当成一种过渡期间的 “双重王朝”。与 “五胡十六国” 时期的外来民族不同，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既没有积极融入汉文化，也没有试图建立起一套长期治理中原地区的财政体系。元世祖忽必烈在其本意上并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和不思进取者，然而他在王朝关键的初建时期妥协过多，未能建立起一套有持续影响力的全新政治传统。元朝所建立起的并不是一套嵌入民间的管理机制，而是浮于中华体系的食利阶级，元一代的财政系统甚至要用游牧劫掠的方式来实现财富的积累。外族统治的不得人心导致 “第二帝国” 三支柱之一的 “民族融合” 失去了正当性，间接造成了明朝全面保守化的反动力。对于明清之 “第三帝国”，本书并没有完整的文章进行叙述，但黄仁宇认为 “明清之体制为一元”，晚清鸦片战争与甲午海战之败也要归因于中华帝国缺乏数字管理制度，无法经济总动员所致。《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并非一本严格意义上的 “中国简史”，只是对于中国历史的大脉络给出一个 “大历史” 的宏观判断，并没有对具体的历史事件给出细致的微观解析。另外在评论中国历史时总 “以欧为师”，也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烙印。但黄仁宇先生排除简单二元的道德判断，对中国的历史变迁给出基于物质的发展规律而非基于人物的文艺想象，这点在如今的历史写作与研究中依然富有价值。此外，黄仁宇先生认为中国的发展应该致力于工业化的数字管理与技术进步，而非一味强调基于小农业生产的意识形态论战或者内部分配党争，这无疑是一种正确的战略。黄仁宇先生认为，新世纪全世界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 “使国家资本有民间经济作第二线和第三线的支持”，这更是一种超越中国史的 “大历史” 眼光了。

黄先生的历史书，还是值得认真看看

以财政视角，梳理中国历史脉络，相当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