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最初的十年里，大众对抑郁症很陌生。在患有抑郁症的明星身上，这种陌生带来了 “不理解” 的非议，但同时，也因为明星的舆论能量，多少改变了一些人对抑郁症的认知。作为 “80 后”，当时正在读大学的李阳，至今仍清楚记得 20 年前张国荣自杀身亡所引发的激荡。一开始，人们以为是愚人节的玩笑。自杀确认后，揣测、谣言以及阴谋论四起。张国荣家属其实披露过，一年之前，他就曾深受抑郁症的困扰。随着流言蜚语消散，部分严肃一点的媒体，才开始关注起抑郁症。同年 10 月 10 日，世界精神卫生日提出 “抑郁影响每一个人” 主题活动，“抑郁症” 这一概念开始在社会中得到些许普及。另一个重要的改变是，自那以后，不少香港艺人敢于站出来，公开承认或者谈论抑郁症。梁朝伟自曝 2006 年拍摄《色戒》期间，患有抑郁症。主持人林建明、歌手郑秀文与薛凯琪，都公开分享过与抑郁症抗争的故事。很长一段时间，媒体热衷于报道明星们患有抑郁症的消息，且以港澳台地区居多。2005 年，郑秀文在拍摄《长恨歌》期间，因过于严苛的自我要求、来自外界的批评与压力、突然暴胖等等因素下，她患上了抑郁症，多次想要自杀。好在走了出来，她战胜抑郁症的故事，也被她写进了《值得》一书。大多数人所不知道的是，张国荣的自杀，激起各种流言蜚语的同时，也带动了那些同样患有抑郁症的粉丝，主动寻求治疗与帮助。另一个重要的节点，是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在 2005 年 3 月的一篇报道中，他如此自述：“我是知识分子，有一定的医学常识，所以不忌讳。我得的是抑郁症，而且是很严重的抑郁症，重度。” 崔永元少有地谈及了偏见与污名化的议题，将周围人对自己得抑郁症的不理解和偏见，也一并公开了出来。一定程度上，这推动了人们正确认识抑郁症。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公开谈论精神疾病，始终是一种禁忌；这些人往往与世隔绝，对自己的痛苦秘而不宣。这种禁忌，也导致公众在明星披露抑郁症这一问题上，陷入固有认知：明星代表了一种成功，当他们自曝抑郁，是一种矫情、无病呻吟，或者是炒作（当然，也不排除这一可能性），或者说，明星因抑郁症选择自杀，是一种自私或者软弱的表现。2014 年 8 月，罗宾・威廉姆斯被传出因抑郁症自杀身亡，震惊了全球影迷，但同时，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人们指责他的自私。为此，一位心理学家还在《卫报》发文驳斥这种观点，说精神疾病会影响任何人，不会因为一个人的电影事业而放过他。乔任梁主演的电影《我们的十年》剧照事实上，大多数人所不知道的是，张国荣的自杀，激起各种流言蜚语的同时，也带动了那些同样患有抑郁症的粉丝，主动寻求治疗与帮助。根据香港健康情绪中心的记录，张国荣自杀消息披露后，一时间潜在患者的咨询量激增。但是，在偏见之下，普通人的绝望、挣扎，以及对生命的渴望，同样是容易被忽视和压抑的。

抑郁症早就不是新鲜词了，但它犹如幽灵，一直拥有令人心悸的能量。新世纪以来，名人因抑郁症轻生的新闻时有发生，张国荣、罗宾・威廉姆斯、乔任梁…… 再到如今的李玟；而身陷抑郁症泥淖，与之缠斗的名人的消息，则多至不可胜数。

文明可以被看作一种生活方式，其中包括四个维度：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思想文明。中华文明在物质文明维度有比较高的全球度。“一带一路” 有 150 个国家参与建设，而物质生活的方式，比如高铁这种快速出行方式，支付宝、微信等无现金支付，在全世界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但它只是一个维度。为什么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文明的全球性高于中华文明？从精神文明的角度看，中华文明没有传教士色彩。中华文明一个最基本的精神是人不一定要靠上帝，儒家告诫每一个人，要达到完美的道德境界，是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完全靠个人的努力和奋斗。主动走出去不是中华文明的特征，而是 “修文德以来之”，希望自己做好后，其他地区的人扶老携幼奔向这里。这种思想让中华文明的全球性没有传出去。此外，中华文明有自己的符号与象征，像文字的内部结构，很多人看不懂，这就向外部关上一道大门。一个汉学家曾说，在西方和中国之间有一道铁门，不进这个铁门，便永远不能欣赏它的优美，永远不能欣赏它的逻辑，也永远不能感受它对你造成的震撼。别人进不来，而我们也不愿出去，就造成了中华文明的全球性相对较低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