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要看懂，要从 1095 年开始说起。时任罗马教皇的乌尔班二世号召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本是为解救岌岌可危的君士坦丁堡。同时，乌尔班还有自己的小算盘：黑暗时代结束了，欧洲庞大的武士阶层饱食终日，常常无事生非，甚至还会掠夺教会财产。让他们去东征，等于是变相驱逐出境，眼不见心不烦。乌尔班心知，要说服工于心计的皇帝们实非易事，于是运用了极富煽动性的演讲：这是一场圣战，为了拯救被亵渎的圣城，为了驱赶异教徒，每个参战的士兵都是神圣的！十字军 “师出有名”，直接导致了后面许多赶尽杀绝的屠城行动。而大航海时代开启的 15 世纪，距离最后一次十字军东征已经过去很久了，可宗教的力量余波未绝。作者克利夫认为，达伽马的远航又是一次 “十字军东征”。彼时，欧洲人要获得东方的商品，得通过直接或间接接触穆斯林商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兴起后，种种垄断和税赋更是让商人叫苦不迭，更遑论沿途匪盗的滋扰。欧洲人急需开辟出新航线，绕过阿拉伯世界的威胁，直接通往他们心目中富庶的东方。但是各国君主似乎并不觉得此事迫切，譬如哥伦布就曾辗转葡萄牙、西班牙、英、法等地求见国王，描绘他的伟大志向，都没得到他想要的赞助。我们后来关注的地理大发现和贸易流通根本不是航海时代的初衷。克利夫如此评价第一批踏足东方土地的欧洲殖民者：“他们航海的目的是以基督之名让人皈依和征服他人。” 欧洲的国王们都相信，在遥远的东方，有位贤明的约翰王，统治着富饶的基督教国家。与之携手可光大基督教，彻底消灭异教徒。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更相信这一点，因为出身航海世家的迪亚士刚到达过印度，感觉离约翰王已经咫尺之遥。于是，随后远航的瓦斯科・达伽马是千挑万选的将才，他不仅要率船队深入东方，还肩负外交使命，能胜任谈判或开战，而不光是发现和开展贸易。本书主角达伽马身逢其时，可一展抱负，且在后续的远航中无可替代。瓦斯科・达伽马和他的水手们生在一个被信仰分为两极的世界，在他们的世界里，消灭异教徒乃是正人君子的最高使命。随着船帆上血红色的十字架传向四面八方，他们开启了一场新的圣战。他们自认是曾经征战四个世纪的十字军 —— 以基督之名挥舞着刀剑的勇敢朝圣者 —— 的直接继任者。他们身负重任，即要对伊斯兰教发动横扫一切的反击，并开创一个全新的时代 —— 一个把欧洲的信仰和价值观输送到地球上每一个角落的时代。然而，裹挟着宗教热情的航海真的能达成目标吗？西方虽然开辟了新的贸易航线，不再受阿拉伯世界掣肘，本质上却称不上光彩。就如乌尔班为君士坦丁堡发动的十字军东征，最终对君士坦丁堡造成了致命的伤害；海上的 “最后东征”，也演变成了肮脏的掠夺。克利夫毫不留情地说，最初的开拓者辞世后，所谓的后继者 “都是软弱贪婪的人”，他们连东征的借口都可以抛弃。在果阿，不乏假充贵族的欧洲人，一边向老实的当地人榨取财货，一边贿赂了解自己底细的人，简直滑稽。说起来，真正怀着理想坚持所谓正义的十字军，又渴望什么样的结局呢？是以他人的血浇灌自己的荣誉吗？在旁人看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种信仰原本都是伟大的。它们的互不相容，正是由于同出而异形：“两者都宣称终极启示是自己独有的，都以传播为使命。” 信仰应当让人能够更好地生活，而不是成为穷兵黩武的借口。今天的狂热分子仍在掀起以血洗血的战争，本质上又暗藏着多少叵测的私心？本书的另一个看点，就是当时帆船航行在海上的种种细节，在船上的各种操作术语，以及遇上的各种事情，在作者极具渲染力的表述下，鲜活的呈现在我们面前，相当值得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