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十九世纪美国作家梭罗的《瓦尔登湖》，有一句话由于引起共鸣，记忆很深：“能影响当代的本质的，是最高的艺术。” 我想，这个结语可以推广到其他领域。青年学者张青仁为完成一项海外民族志工作，在墨西哥恰帕斯州开展了前后一年的调查，其中一半时间住在印第安人棚户社区。调研成果《末世太阳：一个印第安城镇的变迁、动荡与抗争》（以下简称《末世太阳》）描述的是一个中国人生疏的墨西哥边远小镇，但它涉及了 “印第安人” 问题（本文仅在指代美洲原住民的意义上借用 “印第安人” 之名，不展开对这一名称的文化批评）；不仅是一般的印第安问题，而且触及印第安人五百年来的历史命运，以及他们与世界未来的关系。这一点，无论是本书的作者（调查者），抑或书中的人物（被调查者），都不同程度地显示了他们的眼界。这样，即便该书的内容有待提升和商榷之处仍多，但它在沿着本质的方向前行。一长久以来，印第安人问题被置于民俗一类的研究，待到时髦的人类学、民族学把它领进 “科学” 殿堂，印第安人依旧不能摆脱被研究的小白鼠地位。直至他们自己走出阴影，闯入历史舞台。转折的时点在一九九二年。没有接受过那一年扫盲教育的知识分子，至今停留在现代觉悟的混沌阶段。一四九二年十月十二日，哥伦布抵达美洲大陆。几个世纪以来，西方世界，包括它们的前殖民地，都依惯例纪念这个在 “地理大发现” 术语弥盖之下的殖民主义时代的开端。然而 “五百周年” 之际，在一个资本主义全球化全速前进的时代里，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突发以印第安人为主体的抗议运动，官方筹划的隆重纪念在拉丁美洲变成了一场大规模的民众抵制，类似的抗议波及世界。据我有限的信息，印度、日本均有鲜明的呼应。经历了这场几乎是全球性的破坏体制行为，“发现新大陆” 从此被带上引号。拉丁美洲的良知参与了那场印第安行动。正是在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二日那天，我被大洋彼岸的同行带到墨西哥中心广场，目击了于我如醍醐灌顶的历史一幕。我在多个场合、多篇文字中下意识地重复提及那次体验。那一年，阿根廷解放神学家恩里克・杜塞尔（Enrique Dussel）曾说：印第安人终于活到了今天，走出了被人遗忘的历史。如果说在这五百周年之际我们要庆祝什么的话，那就让我们庆祝他们终于活到了今天吧！印第安人忍辱负重，放弃了祖先采用的集体自杀，所以他们活下来了；他们是 “丑陋的” 有色人种，少有人自愿与他们混血，所以他们集体留下来了；他们居住在人迹罕至的高山边地，所以他们连同自己的文化，繁衍至今。如今在美洲大陆上，印第安人最集中的地区在安第斯山海拔四五千米的纵深，在亚马孙流域蚊虫肆虐的腹地，在墨西哥恰帕斯道路艰险的密林。作者在这本书里描述的恰帕斯州小镇圣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和它的周边，就是这么一个地点，它五百年前就已出名。十六世纪的西班牙人贝尔纳尔・迪亚斯（Bernal Díazdel Castillo）是跟随殖民主义前锋科尔特斯 “征服” 墨西哥的士兵，他写了一本《征服新西班牙信史》，成为殖民史早期代表性 “实录” 之一。书中用了二十页篇幅描述恰帕斯人的抵抗。一五二四年，科尔特斯和他的部下高呼在西班牙驱赶摩尔人用过的 “圣地亚哥保佑” 口号，进犯恰帕斯，而恰帕斯人早在得知特诺奇蒂特兰古城被占领之后，就从南边的危地马拉和北边的特万特佩克地峡两个方向截断了道路。该地区最强悍的恰穆拉村索西尔族村民对西班牙人实行了坚决抵抗，村镇失守之后，遭到残酷报复。科尔特斯给这个村子安置的委托监护主居然就是《征服新西班牙信史》的作者迪亚斯，原因是他在征伐中 “英勇善战”。但迪亚斯只勉强维持了四年，就被酷烈的环境和彪悍的民众吓得卷起铺盖撤退，限于远距离控制，催租逼债。这一带也正是二十世纪末萨帕塔民族解放军起事与活动的地盘。我们在《末世太阳》里可以读到对今日恰穆拉村的描写，萨帕塔游击队的影子则贯穿调查报告的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