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黄仁宇先生所言，到了明朝中后期的时候，传统中国的社会组织技术已经在逻辑上走到了尽头，并且陷入了无法进一步演化的困境，导致中国无法完成，从古代到现代的跨越。对外，大航海时代来临，明朝还自命天朝上国，朱元璋可能没想到，明代的朝贡体系，薄来厚往，实际上是他在朝贡。同时，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把贸易当作一个赏赐和控制外夷的手段，从无平等相待之心。西方已完成政治革命，贸易立国，双方冲突是必然的。对内，对于中国这样大体量的农业国家来说，它的首要目的，是要维持整个国家不散摊子。具体来说，就是要想方设法维持社会的稳定，所以只能追求 “大约”，也就是差不多就可以了。政治上，用道德这样的抽象原则维持就可以了，经济上收收农业税就行了，在军事上，就算士兵用大刀也不错。当贪污腐化天灾人祸土地无法承载过多人口，难免走向崩溃。

每日一书：《朝贡、战争与贸易：大航海时代的明朝》。大明之亡，其根本因素是明廷自身陷入无可救药的溃败，陷入中国王朝周期兴亡率之中。当进入大航海时代之后，明廷未曾有过新的认知，新的改革，一切仍然是农耕社会、传统王朝的延续，以及天朝的自大与傲慢，对外的鄙夷与轻视。明朝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具有特殊性，最主要的体现是明朝所处的国际环境非常特殊。同时，明朝的保守性也是历代王朝之最，其 “保守封疆” 的政策影响了整个明代。执着于天命之说的朱元璋，建立起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制度。在朝贡体系之中，只有得到大明王朝的许可，各国方可进入中国，进行朝贡。从陆地到海洋，朝贡体系在当时的远东地区，建立起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秩序。朱元璋以天下共主的身份，通过朝贡关系，建构了天下秩序。在朝贡体系之中，周边各国向作为 “华夏中心” 的大明王朝称臣，每隔一段时间前来朝贡，而大明王朝则给予册封和赏赐。来自墨西哥与日本的白银，大量涌入中国，冲击了明廷僵化的货币体系，带来了白银的货币化。无数白银的涌入，带来了明中期之后南方地区的经济繁荣，涌现出了一大批市镇，乃至被后世称为 “资本主义萌芽”。明中后期涌现出的繁荣，只停留在社会层面；社会服务于朝廷，财富服务于权力，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私人财产也无法律保护，盛世之中，却无资本主义的萌芽。在永乐朝初期，蒙古主要分为三部，兀良哈部活跃在辽河、西辽河、老哈河流域，鞑靼部活动在鄂嫩河、克鲁伦河及贝尔湖一带，瓦剌部主要在科布多河、额尔齐斯河流域及其以南的准噶尔盆地。在靖难之役时，兀良哈部站在朱棣一方，立下功劳，此后与明廷一直保持良好关系。军事行动之外，在政治经济上，朱棣也全面出击，消除草原部落对中原的影响。朱棣对草原各部采取分化瓦解政策，专门攻打试图建立汗廷，称霸草原的一方，同时在政治上扶持实力较弱的一方，并在经济上允许其与明朝贸易。草原与中原贸易内容广泛，中原提供衣料、铁釜、米、盐、茶，草原则出产马匹、各类皮毛等物。宗教革命为欧洲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它削弱了宗教势力，强化了世俗权力。新教理论在否定教皇权力的同时，也论证世俗权力的神圣性与必要性，并将世俗权力作为宗教改革的依靠力量，这是新教得到世俗权力支持的重要原因。进行宗教改革的国家，最终都消除了外部教皇干涉和内部教会的离心倾向，建立了由世俗权力统辖的教会。当宗教革命进入尾声时，新教已覆盖了西欧大片土地，天主教则收缩到了西班牙、葡萄牙、德国南部、意大利、奥地利等地区。从广州被驱逐之后，葡萄牙人转而前往浙江、福建沿海，从事贸易。而在浙江，有一处天然的贸易地，这就是双屿港。双屿港距（宁波）城东南百里，是宁波府舟山卫所辖两个小岛，两岛之间，有着狭长而深的水道，是天然良港。明代日本使团来华贸易，都要先到宁波，而双屿港水道是前往宁波的必经之路。有时为了躲避风浪，船只常在此停歇。随着贸易船只的增多，此地发展起来，嘉靖三年 (1524) 时，双屿港已满是出口的丝绸、瓷器等货物，形成了李光头、许栋等中国海商集团。土木之变前，朱祁镇执政的十四年间，蒙古各部朝贡约三十次。除正统五年 (1440)、七年 (1442)、十一年 (1446)，每年朝贡一次外，其他各年，每年都要朝贡两次或两次以上。蒙古各部尝到了朝贡贸易的甜头，不断增加入京的人数，从最初的十余人，增加到几十人再到一两千人。蒙古各部使团频频来贡，对明廷来说乃是巨大的负担。故而在正统十四年 (1449)，明廷减少给予也先使团的赏赐。又因为此前明廷所遣使者马云、马青，擅自许诺也先 “与中国结亲”，结果却不成，导致也先颜面大失。而此时的也先，正是实力最为强劲之时，故而领军入寇。也先不曾想到，起兵之后，势如破竹。而朱祁镇年轻气盛，一怒轻征，又被也先轻易击溃。1580 年之后，每年前往马尼拉的中国商船有三四十艘之多，在前来贸易的各国船只中占据首位。除了得到官方许可经由月港出发的贸易船只之外，还有大量民间船只私自前往马尼拉贸易。这些民间私商的数量更多，为利所驱，四方奔走，也被明廷视为 “奸民”。在明中期之后，随着政治环境的宽松、经济的繁荣，在思想上也产生了突破。王阳明心学，主张良知在心，知行合一，肯定工商业，主张 “觉民行道”。王阳明之后，王艮开创了泰州学派，更贴近平民，贴近社会，主张百姓日用，皆是学问。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如颜钧、何心隐等，在思想上产生了巨大突破，挑战了固有思维。在思想变革中，禅宗与心学合流，产生出了狂禅，其代表人物如李贽，敢于挑战已有的一切思想与秩序。面对思想的风暴，明廷采取了高压政策，风靡一时的思想风暴在铁拳之下，烟消云散，明代未曾完成思想的启蒙，更未能产生深刻的社会变革。当明廷倾覆之后，毕方济又给弘光朝廷提出了富国强兵之策，中心不外是通商贸易，引入西式火器。在内外威胁之下，弘光朝廷不再坚持天朝的体面，不再抗拒通商贸易。弘光元年 (1645) 三月，弘光帝下旨，开放海禁，许可自由贸易。毕方济作为钦差大臣，前往澳门，向在澳门的商人宣示开放海禁诏令，同时请求军事援助。清廷成为新的朝贡中心，在康熙朝中后期也走出了持续多年的衰败与混乱。清廷的秩序仍然是明代的延续，天朝中心思维仍然维持，天朝傲慢依然，西方各国则继续努力，想要进入天朝进行贸易。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在官方主导下出口，以获得白银输入。

在中国，大航海时代虽然给明朝带来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挑战，但也一度让它焕发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大量涌入的美洲白银造就了东南沿海地区发达的工商业与海外贸易，以及城市市民文化；来自美洲的农作物让中国农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繁荣期，促进了人口增长。同时，由于早期传教活动和军事武器的引进，来自西方的科学技术也在中国开始具备影响力。这一时期，甚至被称为中国的 “文艺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