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书：《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梁启超谈家庭教育》。“我有极通达、极健强、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处何种境遇，常常是快乐的。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梁启超梁启超仍然依着自己一贯的修身之道，如是说，如是行，即修身即生活即教育。古人又说 “父子不责善”，孟子说 “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就是说父子之间首先应该注重情感的亲密融洽，如果管教过于严厉就会损害亲情，亲情受损则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不祥莫大焉），因此提倡两个父亲互换来教导对方的孩子（易子而教之）。修身的原则是反求诸己，一切境遇皆是心性修养的机会：不以利益得失、甚至生死为虑，对于自己的责任尽心尽力，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事业的成败结果亦无需挂怀。不管外境如何变化，内心保持安定；不管结果怎样，兴会淋漓地做事，能做多少做多少。这种做事的状态，来自人生的态度，“我有极通达、极健强、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处何种境遇，常常是快乐的”，更来自修身工夫的磨炼，“我关于德性涵养的工夫，自中年来狠经些锻炼，现在越发成熟，近于纯任自然了”。在求智识的时候，不要忘记了我这种做学问的方法，可以为修养的工具；而一面在修养的时候，也不是参禅打坐的空修养，要如王阳明所谓在 “事上磨炼”。事上磨炼，并不是等到出了学校入到社会才能实行，因为学校本来就是一个社会。除方才所说用科学方法作磨炼工具外，如朋友间相处的方法，乃至一切应事接物，何一不是我们用力的机会。（《梁启超修身讲演录・北海谈话记》）所谓完全教育，乃是获得现代国民所应具备的常识，学习的内容包括法学、经济学、比较宪法、财政学、政治学等，其目的并非进行学术研究，而是立足于知其大意和了解大势，故梁请求诸教师 “于纯理方面稍从简略，于应用方面稍加详，能随处针对我国现象立论尤妙”。经典教育。经典是一个民族的思想文化的核心价值之所在。如果经典能代代相传，那么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命脉就不断。为学 “譬之煎药，须是以大火煮滚，然后以慢火养之”，如此学问乃有所成。所谓 “大火煮”，是指学习的前一阶段要猛烈用功、研习；所谓 “慢火养”，是指后一阶段要优游涵泳、细细体悟。凭吾之力必可令家中无忧饥寒，汝母但专用力教诲汝辈足矣，何必更驰念及此耶？但此后必当戒断（切勿再贪此区区者），不可更为冯妇耳。处忧患最是人生幸事，能使人精神振奋，志气强立。两年来所境较安适，而不知不识之间德业已日退，在我犹然，况于汝辈。今复还我忧患生涯，而心境之愉快，视前此乃不啻天壤，此亦天之所以玉成汝辈也。因念频年佚乐太过，致此形骸习于便安，不堪外境之剧变，此吾学养不足之明证也。人生惟常常受苦乃不觉苦，不致为苦所窘耳。然旬日以来，亦颇劳顿矣。每晚客散后，与汝母杂谈，动至夜分。返津两日，来客稍希，夕间辄与汝母对酌微醺，甚乐也（久不御黄酒，归来开陈酿，至乐，但饮后觉不甚受用，数日后亦拟节之矣）。思成辈皆渐知向学，幼者亦益可爱，家庭中春气盎然，惟汝不在旁，美犹有憾耳。人生之旅历途甚长，所争决不在一年半月，万不可因此着急失望，招精神上之萎葨。汝生平处境太顺，小挫折正磨练德性之好机会。我常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士大夫救济天下和农夫善治其十亩之田，所成就一样），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梁启超却不因外境而悲观，抱着 “有一天做一天” 主义，“得做且做”，反而兴会淋漓，心情活泼、愉快。梁启超依然强调子女要保持寒素家风，要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磨练人格，要在精神上有一种元气淋漓的气象，如此才有前途事业可言。他认为修养工夫对于立身处世非常重要。梁启超晚年尤其大力弘扬王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现代学校几乎变成了 “智识贩卖所”，而缺乏人格修养的学问，故学生之精神无所寄托。欲救治这一弊病，梁启超认为王阳明的 “知行合一”“致良知” 之教，乃最简捷、最美满、最有效验，甚至可以说是 “唯一的救济法门”，为学界 “独一无二之良药”。使其人而知有万古，有五洲，与夫生人所以相处之道，万国所以强弱之理，则其心也，方忧天下悯众生之不暇，而必无余力以计较于家人妇子事也。

如题

看梁先生给孩子们的信，真是字字句句都是爱，为孩子谋长远，涵养与知识并修。后面的其他内容，让梁先生的形象更丰满了，尤其是最后两篇，读着很有收获。子女教育真是 “闭眼工程” 啊，哪怕一生只做好这一件事就能安心闭眼，但一生若没做好这件事，其他的做了再多再好，恐怕也难安心闭眼吧。若不花心思教育好子女，就算孩子生在康有为家中，也可能是个饭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