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纷纷扰扰的几年里，我并不是唯一一个从敬畏中寻得安慰的人。事实上，敬畏似乎正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如果说新冠疫情前的时代精神关乎 “勇气” 和 “成长型思维”，那许多人如今则在寻求精神放松，获得更大的平静。敬畏和奇迹可以有所帮助。尽管许多人预测，疫情将随着新的 “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的狂欢和不顾一切的舍弃而结束，但事实证明，现实更加混乱和严肃。人类需要应对很多损失。

哈佛商业评论是一本 “站得很高” 的书，也确实针砭时弊，也确实感觉都是给大人物看的那种状态，所以每次看了都觉得很对，然后又无处着手，和自己没什么强关联，所以感觉 “不好看”。相比较而言第一财经会往下沉一些，感觉 “抓手” 多一点

逆全球化的动力之一就来自公民社会。许多人对全球化进程不满，主要原因在于部分领先的发达国家对全球化进程利益分配不均，没有进行合理对冲；另一原因是中国在国际竞争中逐渐崛起，美国作为过去 100 年间的世界领导者的相对地位下降。结果是，全球化让中国受益更多，全球领导力逐渐上升；美国受益变小，对全球化丧失兴趣。全球化需要领导者。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曾在 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一个理论，认为全球化需要霸权。我认为这个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因为秩序就是霸权。在金德尔伯格提出这个理论的时候。美国的经济在全球占比高达 40%，以通用汽车和通用电气为代表的美国企业在全球领先，当时的美国是无可置疑的世界强国。而如今，美国经济在全球占比降为 22% 左右，影响力逐渐减弱。这就可以解释为何现在的美国对全球化失去兴趣。好消息是，中国正在逐渐成为全球化的领导者，一个不霸权的领导者。中方领导人多次在国际会议中表态，承诺将积极贡献推动全球化和维护全球化的成果。我们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坚定的推动者。研究显示，要维护全球化，必须满足三个充分必要条件。第一，本国市场要足够大。今天，中国的消费市场是全球最大的，看得见、摸得着。我们也通过主动开放带动其他各国开放。第二，技术力量要先进。全球化后，高科技行业不仅不会受损，反而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目前中国的 1200 万大学毕业生中，有 40% 都是学工程的，相当于每年都有 400 万工程类毕业生。第三，在全球化进程中，一个国家的政府必须处理好本国的利益再分配。本世纪初，我国的沈阳市有 60 万人遭遇下岗。后来通过国内政策调整，这 60 万人又陆续上岗，城市也引进了宝马等知名品牌。现在，华晨宝马贡献了沈阳市三分之一的财政收入。政府需要通过积极运作让原本在全球化中受损的地区能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在这方面，中国积累了很多经验。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中国企业的竞争力，除了成本低、市场大这两个优势外，还有一个优势常常被忽略，即中国企业的速度快、效率高。以上说的三个条件，中国都是有优势的。这意味着，中国很有可能会引领新一轮的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