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士奇在内阁任职长达 40 余年，其中担任首辅 21 年。内阁在他的领导下，养成了一个很恶劣的先例：非翰林不能入阁。因为杨士奇和杨荣都是从翰林院提拔起来的，所以就喜欢提拔自己在翰林院的门生弟子。慢慢地，内阁就形成了这么一套规矩：内阁主要成员都在翰林院兼职，内阁首辅一般会担任翰林院的一把手，然后就会从翰林中挑选优秀的人来当自己的 “学生”，形成师生关系。这就建立起了比较稳固的利益同盟。然后首辅就会任用自己的学生做官、入阁。这样，辅臣退下来之后，他们的学生还在，就可以继续照顾他的利益，保持他的影响。这就有了 “非翰林不能入阁” 的传统。这个传统极大地加强了科举精英的利益集团化，用师生之间的裙带关系来取代任人唯贤和政绩考核的基本原则。更重要的是，它封闭了地方上实干派官员的晋升之路。一个人考中进士之后，最重要的不是到地方上历练，而是赶紧到翰林院混日子，等着被首辅大人或者其他阁臣相中，当他们的 “学生”，然后就可以平步青云，等着入阁拜相了。为什么喜欢提拔翰林而不喜欢提拔基层实干派官员呢？因为翰林没有政治资本，是否被重用全凭领导的 “眼光”，受到提拔任用就必须向领导个人效忠，报效 “知遇之恩”；实干派在地方上有资历、有政治资本，出了成绩晋升是应该的，提拔上来后未必买领导的账。所以用翰林更有利于扶植私人势力。这样，在明代最有名的 “三杨内阁” 主持下，内阁大臣带头贪污；带头纵容子女违法犯罪；带头拉帮结派，提拔亲信，又互相袒护；共同劝诫皇帝要宽厚仁慈、不要随便处罚犯了错误的官员或将领。他们这样做，当然被官僚集团交口称赞，视其为大贤臣。但是，整个国家的官僚体系，腐化堕落的速度大大加快了。看起来，明朝是亡在女真手上，实则亡在大明自己，亡在皇帝，更亡在文官利益集团。

这本书如果 10 年前出版，肯定会被骂死，现在出版也让不少人不舒服，和湛旭彬的观点正好是两极（《活在洪武时代》《秦制两千年》）。前三分之一讲中国大一统的必然性和优越性，这些观点已经慢慢让大众接受，可读。后面重点讲明史，就有点翻案性质的论述，从这里也可出，中国学者写史，文字流畅易读，故事性强，但也参杂太多个人倾向，最好两边观点的书一起读，帮助自我修正。现在基本已经明晰西方古代是 “封建模式”，中国是 “帝国模式”，按照帝国政治设计，官僚集团应该和地主富豪阶级脱钩，也就是说做官的就不应该拥有大量的生产资料或财富，当地主富豪就不应该做官。只有这样，政治权力才能制衡经济权力，保障社会公平。如果官员不能抵制经济利益的诱惑，通过被动受贿，或者主动出击强取豪夺别人土地等形式，变成了大地主、大富豪时，慢慢地，他们的利益就跟地主富豪一致了，掌握大量土地和财富的人同时也掌握政治权力，也就是恢复了 “封建制度”。打击和分化 “贵族” 是帝国长期的任务，黄仁宇分析明史，除了皇族，外戚都不能传三代。帝国通过科举模式完成阶层跃迁，但如何制衡官员，明朝是依靠 “东西厂” 的宦官来监察平衡。本书还主要抨击宋朝的官贵民贱（官员俸禄很高，百姓税负高），而明朝民间税负低，官员薪俸也是最低的。王朝的衰落，还是统治者从小深锁禁宫，不接地气，读的都是书本知识，儒家经典属于君子理想状态，治国安邦需要灵活的身段和现实的手段。

中国的农耕人口在汉朝时期就达到了五六千万人。北方的匈奴以游牧为主，能够养活的人口也就几十万，再英明的君主也没办法突破这个人口供养的上限。这点儿数量的人口进入中原，就好像河流汇入大海，不管河水有多么浑浊，哪怕像黄河一样全是泥沙，流进来之后泥沙也会冲散、消失。稳定的农耕生活远比居无定所的游牧生活过着舒服，游牧民族进入中原以后很快就会放弃游牧，改为农耕。因此，尽管中原政权多次因为自身的腐朽而被北方游牧民族击败，但中原农耕文明仍长盛不衰，在数千年的时间里，人口数量还一直随着技术进步而不断增加。汉民族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情况，在中华帝国 2000 年的历史中也始终没有发生过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