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书：《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韦伯所讨论的这个问题，可以概括为为什么现代文明诞生在西方，或者用在中国更广为人知的说法是对李约瑟之谜的回答。所谓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就是期望利用交换的机会谋取利益的行为，即期望以形式上的和平交易来获取利益的行为。至于形式上和事实上诉诸暴力来获利的行为则另有其特殊法则，如将这种行为与最终以交换营利为导向的行为归于同一范畴，实属不当。要是有人偏要将两者混为一谈，那也只能悉听尊便。只要资本理性地谋求利益，就会依照资本核算来调节自己的行为。从纯粹经济的角度来看，世界文化史的核心问题说到底并非资本主义发展本身，也不是这种发展在不同文化中表现出的不同形式 —— 冒险家的资本主义、商业资本主义、战争资本主义、凭借政治或行政手段来获利的资本主义，而是以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的市民阶层的资本主义企业（bürgerlichen Betriebskapitalismus）是如何形成的。在资本家、企业家以及现代企业的劳工中，高级熟练工人阶层，特别是受过较高的技术或商业培训的人员中，新教教徒占大多数。手艺人中的天主教徒倾向于留在本行业内成为师傅；新教教徒则大多流向工厂成为高级技工和管理人员。这种现象中表现出的因果关系无疑源于教育培养出的精神特质，由家乡和父母家庭营造的宗教气氛决定了教育方向，进而决定了此后的职业选择与职业生涯。切记，俗话说：善于花钱的人也会善于掌控别人的钱包。一个人若被公认是会信守承诺准时还钱的人，无论何时何地他都能聚起他朋友所有的闲钱。这一点往往大有裨益。除了勤奋节俭外，凡与人交易，定要守时公道，这对年轻人安身立命至关重要。借人钱财，到期奉还，一刻也不可耽搁。一次失信，朋友的钱包就会永远对你紧闭。这一 “天职” 概念表达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义，即摒弃天主教将道德戒律区分为 “命令”（praecepta）和 “劝诫”（consilia）的做法，转而认为，为神所喜的生活的唯一途径并不是借僧侣的禁欲苦修来超越尘世道德，而是完成个人生活岗位所加诸其身的俗世义务，所谓 “天职” 即由此而生。这种个人的内在孤独，与那种有关神的绝对超验性以及视一切被造物毫无价值的严苛教义结合在一起，一方面可以解释清教徒何以对文化和宗教信仰中所有的感官 — 情感因素抱着彻底否定的态度 —— 因为它们不仅无助于救赎，反倒平添了多愁善感的幻想和偶像崇拜的迷信，这也正是清教徒厌弃一切感官文化的缘由所在。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问世已逾百年，它的第一个著名英译本问世已经 80 周年。在中国学术界，使它的著名声誉更加名副其实的则是 22 年前（1987 年）问世的三联版中译本，因为它在一个相对异质但却最为庞大的文化语境中迅速获得了应有的思想学术地位，其深远影响所及尚未可估量。

三年前翻过一阵子，啃起来相当困难，随着这两年的累积，再翻看居然显得轻松易读了，有那么些成就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