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 年制定行政诉讼法可以看作该法律制度移植的起始点，法律变革的目的是实现司法系统对行政系统的控制，改变行政系统肆意妄为的现状。但是由于该法律思想是制度移植的产物，在中国缺乏思想基础，且法院在行政审判案件以及民事刑事审判案件中严重依赖地方政府的配合。法院的拨款来自于财政法院的人事任免，来自于组织部。在宪法所制定的各种国家机构中，法院和检察院的地位相较于人大，政府，党委都更为低下。在这样的背景下，行政诉讼制度的实施成果必然不乐观。我很好奇的是，这一制度在实践当中到底有怎样的积极效果？到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这本书给了我一些答案。在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政府和失地农民的进行激烈的斗争一方面地方政府追求快速现代化，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但是农民的权利，弱势群体的权利却很难得到保障。这些农民的权利救济途径主要分为两个，一个是通过行政诉讼，一个是通过信访。更多的时候是两者并用。他们常常抱团取暖，让村里面的能人（乡村精英）带领他们闹事。或者是委托土律师代理行政案件主持公道。在这个过程中，法院发挥的不仅仅是一个居中裁判的功能，更发挥着纠纷解决的功能。一方面法院生硬的裁判可能因地方政府的抗拒而根本得不到执行，另一方面法院如果以不符合受案范围，或者不满足原告资格，缺乏权利保护必要性，经过起诉期间，本院没有管辖权，被告主体不适格等起诉受理阶段的要件，从而让行政诉讼案件未经实体审理就被拒之门外，无法让合法制度发挥行政相对人意见表达渠道的功能，可能会激化矛盾不利于社会稳定，裁判者可能会被政法委或者上级法院追责。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只是一个宣示性的条款，至少在十五六年前还没有得到普遍认同。但是在今天法制化与深入人心，但法院的裁判质量不断上升，法官的审理能力也是在不断上升，从最近招收法官的要求来看，本科生硕士生成为了法官助理和法官的标配。究竟如何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在十几二十年前，听领导的话就能实现社会效果统一，毕竟领导的话精确而明晰，但是法律规定和法律效果却常常模糊。但在今天，更多的法官可能会认为其职责就是实现法律效果，法官不能代替立法者，也没有能力代替立法者来判断什么是最好的社会效果，既然如此，实现立法者的本意或者尽量用解释方法让法律彰显良善而且正义的品格就是法官所能做的所有事情。依照我的看法，曾经出现的法院和政府穿一条裤子的情况，其中一大原因是当时的法官缺乏独立判断能力，欠缺现代法治精神，只能臣服于权力优势的一方，不懂得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作为公法抑制公权力保障私权利的使命。随着法治意识的增强和法学教育质量的不断提高，法治理想的曙光已经出现在我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