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废止后，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转型，即从士大夫阶层向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演变。这一过程中，并行不悖地浮现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现象：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的中心化趋势显著。随着社会的重心由乡村向城市的迁移，大量知识精英汇聚于城市之中，他们牢牢掌控了教育与传媒两大关键领域，这些领域不仅是知识与信息的核心集散地，也为他们构筑了独立的知识与文化空间。凭借批判性的公共舆论，知识分子群体的文化影响力攀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其文化权力得到了极大的彰显与巩固。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的自我边缘化现象也悄然发生。正是这份独立性，让近代知识分子逐渐脱离了传统士大夫与地方社会及国家政治之间那种根深蒂固的制度性纽带。他们的文化权力因此变得虚拟化，更多地依赖于话语的力量而非实质性的制度支撑。无论是对于社会的启蒙引导，还是对政治权力的潜在影响，都显得力不从心。由于丧失了与社会和国家之间的直接体制性联系，同时又未能获得一个成熟市民社会的有力托举，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领域，尽管曾一度辉煌，最终却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其影响力逐渐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