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中国美学研究的认知性维度，发掘更多的文化资源，将认知性与超功利性相结合，并以此框架作为考察古代思想的范式和框架，才有可能使得美学具有更加包容的特性。而这其中首先面临的就是研究对象问题，这关系到中国美学学科自身的合法性问题。黄柏青在《多维的美学史 —— 当代中国传统美学史著作研究》一书中，通过对材料的全面梳理，概括了当前学界关于美学史研究对象的十一种分歧。但书中只是进行了观点的罗列，并未从理论上加以细致辨析。如果将这十一种观点进行再度分类和整理，就会发现主要有三类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美学应研究中国古代美学范畴（持此观点的有李泽厚、刘纲纪、张法、叶朗、皮朝纲、周来祥等）；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美学的研究对象是审美意识（持此观点的有敏泽、吴中杰、吴功正）；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国美学应研究的是整个审美文化（持此观点的有张涵、宗白华、于民、林同华，陈炎、许明等）。这三类观点不仅确定了新时期中国美学史基本研究对象，而且由此基本确立了中国美学史的书写模式。随着中国美学研究的推进，第三类观点越来越成为中国美学史研究的主要方向，越来越多的美学史著作开始转向了审美文化史研究。事实上，后两类观点（审美意识与审美文化）看似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从事实本身出发的研究思路，显得更具有包容力和实证性，但这并未从根本上解决了美学史写作的削足适履的问题。因为无论是审美意识还是审美文化，依旧是理论预设的结果。如果没有关于 “什么是美” 的观念，我们不可能在众多的历史文献中分辨出哪些思想具有审美意识；同样的，如果没有关于美学思想、范畴的理论框架，我们也无法从众多的文化现象中甄别出哪些是审美文化。所以，上文提出的三类观点中，后两类观点是从第一类观点 —— 研究美学理论 —— 衍生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