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书：《西方政治传统：近代自由主义之发展》。本书是一本近代自由主义发展史，讲述了西方自由主义政治传统的产生、竞争和发展，涉及自由主义理论内部的各派论争，同时分析了西方政治思想与制度转型，指出法律下的自由，即法治宪政是自由主义的根本点。自由主义是从西方源远流长的政治思想和实践中生长起来的，西方的政治传统已深深地和现代自由主义嵌合在一起，自由主义如果无法生存下去，实无异说西方的政治传统也宣告结束。诚如沃特金斯所言，自由主义的源远流长之所触及的历史，或富有生命力的历史政治内容，才真正称得上政治传统，那些业已死去的历史，就很难说是真正的政治传统。固然，西方数千年的历史长河包含着无尽的内容，思想观念、典章制度和社会伦常等诸多方面可谓五色斑斓、不可胜数，但作为这个历史故事的主流或底座，只能是自由主义的竞争、吸纳与发展，这个具有坐标性质的自由主义才是历史进程中的砥柱中流。古典社会固然不是一个自由社会，但却为自由制度的确立奠定了法治的基础，没有法治，没有法律下的自由，自由主义就成为无源之水，整个西方的自由主义也就无所凭依，失去了历史传统的主脉。尽管自由主义政治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占据启蒙运动时期的主导地位，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以及基本制度在与诸多对手的对垒中，逐渐胜出，并且开花结果。为什么伴随着历史的烽烟，其他各种思想意识形态和制度陈设都盛极而衰或湮没无闻了，唯独自由主义的自由体制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主要一个原因便在于自由主义能够在妥协与商谈中把握制度中的活力机制，讲道理与讲法治，而不是服膺暴力，这才是自由政治之精髓。第一，沃特金斯梳理了一条简明的自由主义的政治历史传统，有益于我们把握自由主义的源与流，矫正那种把自由主义仅仅视为一种 “薄” 的规范性理论的偏见。第二，自由主义的核心要义在 “法律下的自由”，这是沃特金斯总结两千年自由主义政治传统所得出的基本观点，我认为他的概括简单明了，一语中的，道出了自由主义的精髓。文明的进展通常以牺牲地方社群为代价，而政府的问题就是如何发展出军事与官僚组织，借以尽量利用地方资源。中国、埃及以及其他许多有名文明中心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些方法极其有效。希腊人与罗马人的特别之处，即在于他们能在社群而非官僚的基础上发展出高度文明。由于城邦是公民组成的社群，因此其第一要务便是维持有效的 “社群精神”（communal spirit）。只要公民团体维持其内部的忠诚与团结，一切就都没有问题。假如公民因为私人或阶级的利益冲突而互相对立，则城邦势将难免于浩劫。因此古代西方政治的关键问题便是 “如何建立和谐的群体行动基础”。东方帝国教导人们尊重某些宽广的伦理原则（例如儒家的伦理原则），希望借此建立一个基础，使道德上受人崇敬的领袖能以仲裁的方法消除潜在冲突。而由于仲裁的艺术是减少而不是强调人的差异，因此东方最优秀的智识天才致力的便是避免 “概念的清晰”（conceptual clarity）。有经验的演说家都知道，要从复杂的听众中得到一致的反应，最好的方法就是提一些模糊的概念。西方思想一向以争讼为特征。自古希腊时代以来，西方人便认为逻辑是发现真理的基本武器。逻辑程序的本质就是以一套清楚界定的范畴（categories）体系为实相（reality）作分类。这种本质也是所有司法行动的基础。斯多噶学派（the Stoics）与其他后来的希腊哲学家曾获致一个结论，认为建基于人性共同需要并为理性所知的正义共识（common sense of justice），乃是所有特定立法体系的基础力量。通过斯多噶学派自然法（natural law）的学说，希腊科学与哲学的声威乃一致起而支持罗马人对有效的 “万国公法”（jus gentium）的追求。如是，希腊人的推理才华便和罗马法学家的专门技术结合，终使一套能为一般人接受的新式法律制度迅速发展完成。在相当广大的地区达成宗教团结的唯一方法，就是说服人们拒斥地方性神祇，至少也要使它们臣服于一普遍神明（universal god）之下。因此，各种形式的一神教（monotheism）遂成为大多数伟大文明的基础。犹太人的兴衰史，成为揭示支配宇宙的精神目的的工具，具有无比的重要性；这是所有先知赞叹与哀歌的主题，也是最常为人深刻感觉到的犹太宗教经验的内涵。犹太人独有的悲剧是，他们如此重视历史，但历史对他们的裁判却充满敌意。这悲剧无可避免，因为再没有比犹太原始一神教更不适合解决宗教一统问题的了。如何在神秘力量与历史力量之间维持有效的平衡，从而保全 “尘世生命乃是使灵魂得救所不可或缺者” 的矛盾观点，一直都是一个难题。在世上伟大宗教体系中，基督教独具不安与动态的紧张感，这是基督教双重人性观中固有困难的反映。中古的人民相信，国家本身并不是道德目的，而是必须受社会大众良心指导与控制的行政机构。如此明确划分 “社会” 与 “政府”，并且赋予社会组织（与政治组织对照而言）较高的道德权威之观念，是古代社会不曾有的，这种观念的出现代表了西方文明的确立。宗教战争之后那段期间，这种关怀变得更显著。教会在失去社会领导地位的同时，也失去吸引有才能、有雄心者为其服务的能力，渐增的漠然态度代替了宗教热诚，世俗事业成为几世纪以来基督教生活经验所累积的紧张与精力的最佳发泄之途，结果加强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精神，并且为惊人的科技发展立下基础。宗教战争结束时，西方社会已民穷财尽，必须以全副精力与决心将国家的资源用于重建工作。有良心的王侯试图全力鼓励工商业，以使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土恢复元气增进繁荣。对这些事情的关注，导致新的行政科学与经济学的发展（就是重商主义 [mercantilism] 及重商财经主义 [cameralism]）；设法使国家官员的行为导向合理途径，使他们能完成既定的目标。由于其所带来的机会之吸引，有雄心、有才干的人遂被网罗到王侯的行政体系中，为其服务。因此，十七世纪末，有效率有训练的官僚体系已奠定基础，日后成为近代国家的特殊力量。如何以纯世俗制度为基础来保存这个二元体系，便是近代政治的课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十七世纪的政治理论家遂极力强调自然法（natural law）的概念。“就其身为理性存有之能力而言，所有人皆能针对社会生活的方法与目的达成共同协定”。像洛克这样的人虽然提出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作为社群的基础，但他们主要是把它当做界定政府权力适当界限的工具，而几乎不曾试图研究人类究竟是通过怎样的过程，才获致有效执行群体行为的能力。康德在他的论文《永久和平论》中提供一个希望，他认为人类的理性已渐渐觉察到共同行动的必要，有一天，它一定会创造出够强、够广的普遍意志，将所有民族纳入联邦式世界国的架构中。近代自由主义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便是中产阶级的兴起。中古末期以来，组织健全的商人与匠人团体便控制了欧洲城市的生活，有一段时期，他们还有能力通过诸如 “汉萨同盟”（the Hanseatic League）之类的组织在政治上扮演独立的角色，与国王及封建领主在实质平等的基础上互相抗衡。

我们想要了解霍布豪斯升级版的解释，就必须回到西方 “自由主义” 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去看。一种哲学思想、社会思想，必然需要适应时代的发展来不断调整和完善。理论要有生命力，就要回应时代的变化，提出新的解释。霍布豪斯的《自由主义》刚出版的时候，很多人就指责霍布豪斯的思想背离了 “古典自由主义” 思想的核心。

在一个每天都生活在武力毁灭威胁的世界里，自由主义的试验所能争取到的时间极为有限。假如持自由主义信仰的政治家，无法在最近的未来设法满足人们对经济与军事安全的普遍渴求，则大多数的人势必会为解一时之急，而求助于独裁主义明确简捷的解决方法。要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内改正民主政治现有的缺点，是十分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却必须从事这种努力，因为这番努力成功与否，事关重大。自由主义提供了一个最后的机会，使我们能为后人保存西方文明的特有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