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书：《1927 生死转折》。党的独立性、土地革命、枪杆子里出政权，这是共产党在 1927 年生死转折之际，逐步达成共识的三个根本问题。创业失败意味着转机，“机” 的根本在于认识根本。直系军阀首领是曹锟，实际上依靠吴佩孚。吴佩孚曾博得 “爱国将军” 的名声，在民众中有过不小影响。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都在他指挥下取胜。之后，他在洛阳练兵，颇有不可一世之概。50 岁生日时，康有为送了他一副对联：“牧野鹰扬，百岁勋名才一半。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 可见他当时声名之盛。但曹锟贿选总统，不齿于人。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冯玉祥突然率部倒戈，回师北京，囚禁曹锟，直军军心尽散。号称 “北洋正统”、由吴佩孚自兼师长的精锐第三师全部溃散，主力尽失。吴佩孚只好狼狈南下，旧部大多对他冷眼相向。以后重新集结起一部分力量，但远非往日可比。当北伐军北上长沙时，他正率余部主力北上，在南口进攻冯玉祥部，得讯后才匆忙指挥第八师师长刘玉春部南下赴援。结果一败于汀泗桥，二败于贺胜桥，接着连武汉也无法守住。这是北伐军北上时面对的最薄弱一环，易于旗开得胜。军力和财力是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两大要素。蒋介石到南昌后这两方面的实力都得到加强，处境和在两湖时大有不同，其对各方面的态度便大大强硬起来。他这两方面实力的陡然增强不是来自广东的根据地，而是来自北方的旧势力。因此，当时人们称之为 “军事北伐，政治南伐”。蒋介石 “急于肃清江浙、统一长江下游”，其中焦点是上海。不控制上海，他在经济、外交等方面的问题都无法根本解决。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和金融中心，也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全市居民当时有 200 万人以上，多数住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内。那时，中共中央局委员只有 5 人。其中，蔡和森在苏联，瞿秋白和张国焘到广东开会后没有回来，留在上海主持工作的只有陈独秀、彭述之两人。北伐前夜，罗亦农、赵世炎先后调到上海，罗亦农担任上海区委书记，赵世炎担任上海区委组织部部长兼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1926 年 12 月，又调周恩来到上海担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部长由陈独秀兼任）和中央军委委员，负责党的军事工作。18 日，沈雁冰在该报写了一篇《肃清各县的土豪劣绅》。他抑制不住自己感情说道：“请翻开本报新闻来看吧！所有各县消息全是土豪劣绅捣毁党部、残杀民众的消息。在三星期以前，我们电各县特约通讯员，多注意各县的建设新闻，但是不幸各县只能供给我们那些悲惨的消息。湖北全省除四五县外已成了白色恐怖，已成立了土豪劣绅的政权，隐隐与国民政府的民主政权相抗衡，这不能不说是极严重的局面。”“最近土豪劣绅的猖獗，完全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的反攻，他们的目的是再建土豪劣绅的政权，他们的目的是要国民政府让步到替他们压迫民众，承认他们的政权。这岂是我们所能容许的？” 军事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突出地谈了这个问题，这是罗明纳兹报告和其他人发言中没有着重谈到的。其中有一段名言：“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党的独立性、土地革命、枪杆子里出政权，这是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中三个根本性问题。弄清了这三个问题，中国革命就大大跨前一步，进入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新时期。但这三个问题并不是能轻易得到解决并取得共识的，更不是只靠几个人坐在房间里进行理论探讨就能得出结论的。一直要到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付出极其惨痛的代价，濒临全军覆没的边缘，全党才能在如此深刻的教训下，抛弃旧观念，走上一条新路。

擦掉身上的血迹，掩埋掉战友的尸体，继续加入新的一场战斗。这就是信仰，革命大于一切，使命大于一切。如果我们想要做好一家公司，首先就要定义这家公司的使命，存在的意义和目的。这决定着是怎样的人加入，会走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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