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和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中国正经历着产业创新与巨变，这不仅是新旧发展范式的转换，也是对生产力理论的重大挑战。新质生产力理论的提出，正是为了指导中国突破现代化问题和崛起困境。这一理论强调科技创新的核心地位，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推动生产力的质的飞跃。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根据自身禀赋探索出多种生产力发展路径。早期的 “温州模式” 依赖要素投入型增长，但随着要素价格的上涨，比较优势不再，国际竞争力下降。随后，“东莞模式” 通过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积极加入世界贸易体系，获取经济剩余。然而，2018 年中美贸易摩擦之后，这种发展模型的波动性增强，增长难度加大。基于前两种传统路径发展红利的逐渐消退，新的第三种路径则是通过科技进步和优化资源要素配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由新质生产力形成新的增长引擎。科技进步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志。全要素生产率不仅折射了要素组合效率，还体现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综合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正通过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 “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事实上，技术进步跃升了生产曲线，但生产关系、资源配置和创新产业组织也需要发生新的变革，只有以上层面形成共振，才能从传统产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迈进，有所作为。面对中美科技竞争，美国政府在 2021 年通过了《2021 年创新和竞争法案》，计划通过 5 年 1100 亿美元的投入以促进基础研究与先进技术研发，应对中国在科技领域的竞争。这表明，科技竞争已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则是中国在这场竞争中保持优势的关键。通过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中国正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新质生产力的经济社会影响具有广泛性和革命性，在新一代技术与数据要素共同作用下，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传统产业重塑变革持续推进，由此产生的影响不只是体现在自然科学领域、经济发展和生产力范畴，还对人类社会的劳动方式、生产组织方式、社会组织运行和社会制度体系都将产生革命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