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经过长期研究，得出的结论：造成财富分化的核心力量，就是资本收益率（r) 大于经济增长率 (g)。不等式 r>g 意味着过去的财富积累比产出和工资增长得要快。这个不等式表达了一个基本的逻辑矛盾。企业家不可避免地渐渐变为食利者，越来越强势地支配那些除了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的人。如果没有外力阻断，比如战争、社会运动、政府干预等等，那么贫富分化就会不断加剧。20 世纪西方国家的贫富分化趋势呈明显的 U 型曲线。在 1910 年之前，西方主要国家的税率都非常低，一般不超过 5%。然而，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期间，为了应对经济冲击，西方主要国家的政府都大幅提高了所得税和遗产税的最高税率。比如，美国在罗斯福新政期间，就把所得税最高税率提升到了惊人的 79%，并且在之后的半个世纪里一直维持在 81% 的平均税率。在同一时期，美国的遗产税最高税率也维持在 70%~80% 的水平。等到 1980 年代里根政府税改之后，美国所得税的最高税率才从 70% 锐减到了 28%。欧洲一直维持比较高的所得税和遗产税率，美国吸引了全球资本。国民资本 = 农地 + 住宅 + 其他国内资本 + 净国外资本，西方社会农地收入比例下降，两次大战让英法两国失去了国外资本，在金本位时期，西方没有通货膨胀，脱离金本位之后通胀助推了资本的增值，也让政府变相消减公共债务。劳动收入的不平等（科技金融公司高管）是贫富分化的重要力量，在资本占有不平等与劳动收入不平等的共同作用下，21 世纪将成为一个高度不平等的世纪。本书值得细读，作者希望通过税制减少资本利得的收入，警惕 “食利阶层”，并提出全球资产累进税，这就属于作者的天真了。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帝是一个廉洁勤勉的皇帝，上一任的天启皇帝完全是个木匠，不理朝政，但没有亡国，而崇祯上台之后，首先除掉了贪腐严重，把持朝政的宦官魏忠贤，历史评价大快人心，但打破了从嘉靖开始的阉党和东林党的平衡，王朝末期，大地主和权贵土地兼并，官僚集团有各种借口让自身逃税减税，嘉靖的 “大礼议” 事件就是要加强皇权，用严嵩父子平衡官僚队伍，不断用阉党去搜刮南方士绅财富，因为科举制度让官僚队伍的越来越集中于南方富裕省份，间接达到财富转移支付的作用。中国每个王朝末期都是贫富差距和地区财政差距加大，而中央又失去调度调节的能力，崇祯除去了魏忠贤后，朝政被东林党把持，在边关告急的情况下，普遍加税，裁撤基层公务员，逼出了闯王。这让我想起现在的川普，他当总统时的所有内阁成员都背叛他，成为控方证人，整个华盛顿 DC 的公务员体系已经成为了一个东林党，美国的社会也是面临撕裂，而这撕裂的根源就是在于贫富差距越来越多的财富向少数人集中，而整个儿的官僚体系，公务员队伍都维护自身利益，阻止阶层流动。黄炎培当年提出的王朝历史周期律问题，应该是任何王朝都难以解决的顽疾。

这本书太有名了，有名到不敢看，看完觉得，这本书名气还不够大。实在没时间看书，翻开看最开头差不多十页，皮凯蒂《21 世纪的资本论》全书结构，感受下作者的逻辑结构，大概就会足够有收获了。全书围绕一个内容展开，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经济学家普遍认同克兹涅茨倒 U 型曲线，即随着经济增长，收入不平等会先升后降，作者先从反驳这个说法开始，用数据和历史来说明，这个所谓的倒 U 型曲线，只是历史大事件造成的特殊情况，然后引出了作者的核心观点，导致收入不平等的最主要因素是，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r>g。r>g 是一个历史事实，而不是理论推演，r>g 意味着，市场经济无法自发地调节收入不平等。作者在书里有两个定律很有意思，资本主义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资本主义第一定律：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 = 资本收益率 x 资本 / 收入比（资本 / 收入比是指，存量资本也就是国民财富，除以国民收入，获得的一个比值，如果把一个国家当一个人来看，如果我存款有 10 万元，每年收入有 2 万元，这个比值就是 5）这是一个恒等式，不是理论假设。意思是，存量资本如果很高，每年国家的新增财富流向存量资本的占比就越大。还是把国家当一个人，有 10 万存款，每年收入 2 万，资本收益率 5%，就是说每年收入的 2 万里，有 5000 是资本收益（10 万 x 5% = 5000），而劳动收入是 1 万 5，资本 / 收入比是 5，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就是 25%。如果存款增加到 20 万，资本 / 收入比是 10，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是 50%，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下新增国民收入的一半都流入了有资本而不用干活的人手里。资本主义第二定律：资本 / 收入比 = 储蓄率 / 经济增长率这个定律是推演的，而且是长期看才有效。储蓄率越高，财富积累的就越多，存量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也会越高，经济增长率越低，国民收入中劳动收入占比也会越低。作者认为，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两个贡献，一是人口增长，二是人均产出的增长。从长期看，人口增长可能趋近于零，而人均产出的增长增速很难维持高位，只有在一个国家经济起飞和赶超的特殊阶段，才可能有高速增长，而一旦接近前面的领跑者，高增速将无法维持。这两点还正就是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这两点会导致人口老龄化，社会高储蓄，经济低增长，结合资本主义第二定律，这将持续导致资本 / 收入比的增大，而根据资本主义第一定律，这会导致存量资本的收益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越来越大，显然那会是一个超级拼爹社会。前 1% 甚至 0.1% 的超级富豪占据了全社会的财富比例将越来越大。当然，除了超级拼爹，还有超级精英，美国出现的超级经理人现象也不容忽视，作者有句话令人印象深刻，“过去，美国一直以自己比欧洲国家平等而自豪，如今，美国开始以自己的收入不平等而傲娇。” 这岂不是同样在中国也出现了。在分析了造成贫富差距变大的原因，和得出贫富差距在自由状态下会不断扩大的结论之后，作者还思考了如果减少贫富差距，至少限制贫富差距扩大的可能，肯定了累进所得税在 20 世纪减缓贫富差距中的作用，提出了在全球范围内征收累进的资本税，作为贫富分化的解决方案。

本書主要探討從 19 世紀至今西方國家財富與收入不平等的歷史，以及未來的發展趨勢。本書出版後在全球知識界引起了極大爭議。經濟學諾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盛讚這本書是最近 10 年來最重要的經濟學著作，也有一些經濟學家批評皮凱蒂的研究方法存在缺陷。貧富差距與經濟不平等一直是人類社會關注的主要問題之一。在 20 世紀貧富差距矛盾主要體現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而進入 21 世紀，發達國家內部的貧富差距問題也日益突出。觀察家指出，像特朗普上臺、英國脫歐、法國黃馬甲運動等事件背後，都體現出了發達國家的底層民眾與精英階層的尖銳對立，其中最核心的矛盾就是貧富分化。這就帶出了一個關於資本主義的核心爭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到底會縮小貧富分化，還是會加劇貧富分化？一方面，由於技術和知識的擴散，以及所謂的 “涓滴效應”，貧富差距會逐漸縮小；但另一方面，又似乎存在另一股強大力量，把一個已經實現了共同富裕的社會重新變得不平等。這就是今天歐美國家正在發生的現象。本書作者用一個不等式來表達，就是 r>g。其中 r 指的是資本收益率，包括利潤、股息、利息、租金等資本收入，g 指的是經濟增長率，也就是年收入或產出的增長。如果資本收益率大大超過經濟增長率，就意味著原始資本積累的速度，明顯比社會總產出的增長快，那麼，過去的財富不平等將自動導致更大的不平等。皮凱蒂在書中通過對大量歷史資料的系統梳理，以表明，r>g 這個不等式是資本主義的常態，如果沒有外力阻斷，比如戰爭、社會運動、政府干預等等，那麼貧富分化就會不斷加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