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曰 “基本逻辑的统一”。虽然各卷侧重不同，风格有异，但基本治学理路不出 “全球视角” 与 “区域论”，即便可能与某种政治倾向有关 —— 日本历史学界向来有 “京都学派” 与 “东京学派” 之分，前者重实证推论，以内藤湖南为代表；后者重理论架构，以白鸟库吉为领军。两派之争，由来已久，且在二战前后，便与政界动向结下千丝万缕之联系，此传统沿袭至今，在不少著作中尤可窥得一二。如此一系列，两派学者均有参与，宗尙之别，显然可见 —— 但与 “五朵金花”（郭沫若的 “五种生产方式”，即国内教材奉行之历史分析法）、“三古论”（内藤湖南之 “上古、中古、近古” 分期法，民国以来在中日学界颇受推崇）、“冲击 - 回应模式”（费正清所创，近三十年来在欧美学界占据主流地位）相比，仍不可忽略其更有活力与前景的学术意义。尤其是贯穿其中的、始终将当今东亚格局纳入历史长时段考量的宏阔视野，更显示出日本学者对历史的兴趣早已超出历史之外，与现实世界紧密关联，与饾饤之学相去不可以里计。司马迁谓 “通古今之变”，正是此道。二曰 “二重证据的融合”。自王国维提出 “二重证据法”，后人虽多变化，然皆不离其精髓，即注重多元史料的利用。如此一系列，对文献的精细校读，对文物的全面掌握，两者互证共存，结合气候学、历法学、天文学等现代学科的理论成果，既提供了扎实而鲜活的论述，令读者有别样的阅读快感，又显示了日本学人知识背景的多元与贯通，较一般排比史料、循规论述之通史著作高出数个身位。如正在陆续出版中的《易中天中华史》，虽说个人撰史，颇为不易，但仅从手法而言，即便易中天在叙述上拼命往电视化、微博化靠拢，以期维持读者兴趣，但在概念手段和资源储备上，还是比较捉襟见肘的，往往炫人耳目有余而内在能量不足。至于近年来偶尔一见的其它通史著作，且不说对国内外最新成果的吸收与消化远远不够，就是和民国时期的诸多通史相比，也不过是材料更多更全而已，但在 “如何运用材料” 这一关键问题的认识与实践上，倒是停滞不前得很。三曰 “编撰体例的整饬”。每一卷的体例，都由中文推荐序、自序、正文、附录（包括主要人物列传、历史关键词解说、参考文献、历史年表）、地图组成，分工明确，使得一本书存在多个维度，有利于多向阅读。譬如正文往往是以整体的眼光进行叙述，相反的，主要人物列传与历史关键词解说则是以微观的角度进行介绍，两者结合起来读，就会对作者的观点有更充分的把握。而且日本学人在制作图表方面确实下了很多功夫，书中不少关系图做得极好，单拎出来编成一册，就是一部简化版中国史了。当然，如果各卷的中文推荐序的水准能统一一些（有的一看就是应付之作），参考文献的收录和提要能更详尽一点（只著录日本学人的著作而无中国、欧美学界的成果，虽有减省篇幅之效，但对有心向学者也是一大遗憾），就更好了。

讲谈社之于日本如人民文学出版社之于中国。讲谈社《中国的历史》是讲谈社一百周年献礼之作。本套图书的作者均为日本研究中国史的一流专家。看中国学者编写的中国史方面的作品，如在房子里面看建筑结构。看外国学者编写的中国史方面的作品，如站在房子外面看建筑的结构。不同的视角必然有不同的风景。再此，给大家推荐讲谈社《中国的历史》，换个角度看我们伟大祖国灿烂历史，相信您一定有不同的发展。

日本人写中国通史对帝王将相着墨不多，对宗教、文化、人文、市井、科技、等用了大量篇幅，无论写哪一个朝代，都要跟日本同一时期的历史进行比较。还要跟同一时期的世界各国的历史进行比较。中国人写本国史以帝王将相为主，并以世界中心自居，很少考量世界上各国的历史。日本人写史阅读与引用的参考书非常多！在这一点上应该向日本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