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毒在中国掀起的波澜远不止这么大。时间进入晚清民国，当时的中国被卷入西方列强主导下的世界。性病在这时，已经不只是感染者自己的事情，甚至不只是民众健康的事情，它已经上升到国家、民族危亡的高度。1920 年，民国年间，上海租借工部局试图向歌女们颁布妓女执照，遭到了歌女们的一致反对，被认为是一种羞辱。1934 年，南京市议会为了配合新生活运动，下令全市的歌女需要佩戴统一徽章桃花章，又引发歌女的反对。但随着人们对性病认识的进步，要求取缔妓院等相关娱乐场所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很多人意识到，大到民族、国家，小到妇女、家庭，妓院的存在都是严重的威胁。这些最终演化为一股股推力，推动着中国朝着现代化方向前进。

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认识传统医学。本书提出 “疾病比很多因素更能长远影响人类历史”，“在摸索人与社会甚至人性的基本规律的时候，医疗与疾病是一个绝佳的窗口”。

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认识传统医学。本书提出 “疾病比很多因素更能长远影响人类历史”，“在摸索人与社会甚至人性的基本规律的时候，医疗与疾病是一个绝佳的窗口”。本书的核心内容：本书从医疗史、社会政治史、文化史三个方面介绍了许多重要话题：如：为什么东汉末年的华佗可以熟练实施外科手术，但之后的古代中国极少有外科手术的记录？为什么明代是青楼文化的转折点？为什么古代神医都有高超的针灸技法？为什么很多南方的地名会有 “虫”—— 蜀、闽？为什么在古代，治病救人的医生的地位要比农民要低？我国有很多南方地名，都带有 “虫” 字旁，比如四川的 “蜀” 字，福建的 “闽” 字。很多人解释，这是因为，南方确实有很多蚊虫，所以古人会在部分南方地名中，加入 “虫” 字。对于这个问题，更好的答案仍然来自文化角度。古人的活动范围从中原向南不断扩大。在南方还没有进入主流文化圈之前，中原人会天然带着 “地域黑” 的眼光去审视遥远的南方。比如，明清时期，大量汉人移民进入西南地区，他们的周围是不熟悉的自然环境和敌对的少数民族。新环境里遭受的许多疾病，就被一股脑称为 “蛊疾”。警惕的汉人移民常常想象，苗族妇女使用蛊毒来毒害他们。疾病对人类的影响从古至今一直没有停止，只不过大多时候，这种影响是疾病裹挟着文化一同发挥作用的，比如扁鹊高超的 “针法”、民间主张的 “低湿之地不宜盖房”、古代风月场的 “卖艺不卖身”，还有苗族妇女的 “蛊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