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是让工业生存和发展的 “血液”。1、目前中国的资本，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板块：最大的一块，是 “险金”，也就是平时交的各种保险；其次是 “公募”，也就是公开发行募集的基金等等；第三和第四块的规模差不多，分别是 “私募” 和 “外资”。这些可以理解为 “有钱人的钱” 和 “外国人的钱”。上述四块资本，被投到了各行各业的发展中，促成了近几十年来我国经济的腾飞。2、资本没有感情，资本考虑的是快速增值，而不是对谁好或者不好，因为它需要向投资人交代、需要不断发展壮大。资本为了逐利，什么都干得出来。假如国家一直对资本没有控制，任其流动，那么资本会大量地流向那些快速盈利的行业，减少对慢速盈利行业的投入。但问题在于，很多慢速盈利的行业（如科研等等），却影响一个国家的国力发展。3、在快速盈利的行业 -- 例如，和大量人群相关的消费行业 -- 资本大量涌入，所以我们看到了近几年娱乐业、游戏行业、教培行业的蓬勃发展。但这种 “蓬勃发展” 的背后，是资本的过度倾斜。倾斜久了，就会有失控的风险。4、工业是立国之本，而 “资本是工业的血液”，所以资本必须被善加控制、被引导、被善加利用。

据作者的资料检索和多方考证，美国无论是风险投资领域，还是上市公司并购，都没有对赌条款，英文网络中能查到的相关资料都是对中国对赌协议的介绍，并且大多数还是中国人用英文写的。所以作者说 “硅谷无对赌，华尔街也无对赌”，对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 “国货”，只在国内资本市场流行。这背后的原因是，国内资本市场的资金相对于项目是比较稀缺的，买方话语权高，所以对赌大行其道。而美国资本市场的情况刚好相反，资金相对于项目是过剩的，基本上是资金追着项目跑，卖方的话语权高，对赌条款就流行不起来。

相对专业书籍，资本与法律的深度链接，摘抄原文：老手与新手在另一项新近的研究中，来自美国与欧洲的三位学者将观察视角由律所缩小到了律师，而他们研究的地域也由美国转移到了欧洲的荷兰。这三位学者研究的对象是 2005 到 2010 年间发生在荷兰的 151 起并购案例，其目标公司全部是非上市公司。共有来自 49 个律师事务所的 112 位律师作为牵头律师参与了这些交易。三位研究者首先根据六项指标计算了各并购交易中买卖双方牵头律师的相对经验值。这六项指标是：（1）任职合伙人的年数；（2）1995 至 2010 年间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的交易总数；（3）是否公司并购领域的专业律师；（4）是否属于钱伯斯（Chambers）推荐律师；（5）毕业法学院的排名；（6）是否在美国接受过法律教育。如此计算出的相对经验值越高，代表买方律师比卖方律师拥有的执业经验更丰富。随后，此项研究着重考察了律师的经验值对并购合同条款产生的三项影响。这些影响都涉及买卖双方之间的风险分配，其中两项有关卖方的陈述与保证条款，另一项则是关于买方终止交易的权利。在并购合同中，卖方的陈述与保证通常占据最大篇幅（30% 左右）。借助这些条款，卖方向买方说明其现有的财务、经营和法律方面的状况。假如卖方的陈述与保证不符实际，就可能要向买方承担赔偿责任。为了减轻自身责任，卖方可以在并购合同中作出某些限制。一种限制是将其陈述与保证的真实性限定于自己所知的范围之内，这样一来，如果今后买方因为不实陈述向卖方追究责任，就需要证明在合同签订之时卖方明知这些内容不实。另一种限制则是规定只对严重失实的陈述与保证承担赔偿责任。这两项限制条件都将卖方陈述与保证失实的风险部分移转给了买方，因此对卖方更为有利。研究发现：伴随买方律师相对经验值的提升，并购合同中这两类限制卖方责任的条款出现频率降低了。另外，从并购合同的签订到交割过程中，卖方的财务等方面的状况可能出现变化。假如合同签订后卖方的情况恶化，而买方却仍旧要按约收购卖方的话，就会给买方造成不利。为此，买方有时会在并购合同中规定 “严重不利变化”（material adverse change）条款来移转这样的风险。根据这一条款，如果由于与买方无关的原因，卖方的经营、财务等状况在合同签订之后出现严重恶化，那么，买方就可以终止并购交易而无需承担法律责任。显然，这是一项有利于买方的约定。三位研究者又发现：相对于卖方的律师而言，买方的律师经验越是老道，就越有可能在并购合同中约定有利于买方的 “严重不利变化” 条款。更为有趣的是，第二项研究还发现：买方聘请的律师相对经验值越高，其支付的收购溢价却越低（这一点与前面提到的第一项研究的发现有所不同）；并且，聘请更有经验的律师并没有增加客户的法律服务费用支出，因为尽管有经验律师的收费标准更高，但其也能为客户节省完成交易的时间。假如以上研究结论属实，那么，至少以欧陆的经验看，客户聘请有经验的律师实实在在是一笔物有所值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