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书：《明亡清兴六十年》。一个人要做成事情，必须四合，就是天合、地合、人合、己合。在明亡清兴的历史上，明朝为辽东边事错杀了两个人：一个是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另一个是蓟辽督师袁崇焕。万历朝误杀了塔克世，崇祯朝错杀了袁崇焕，从而引发了一连串的历史事变：前者，让努尔哈赤含恨起兵，成为明亡清兴的历史关节点；后者，让朱由检自毁长城，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明史・袁崇焕传》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明之亡，不亡于崇祯之失德，而亡于万历之怠惰。”（《清仁宗实录》卷一二七）“怠政” 二字是万历皇帝最主要的特点。万历帝朱翊钧，10 岁登极，58 岁病死，做了 48 年皇帝。这 48 年可以分作三个时期：万历元年至十二年为初政时期，因为年龄小，不掌实权；十二年至二十八年为亲政时期；二十八年至四十八年为怠政时期。万历帝怠政，长达二十余年，致使中枢瘫痪、党争不已、国库拮据、边务废弛，尤其是造成辽事大坏，使辽东努尔哈赤乘机崛起。张居正故去之后，万历皇帝开始亲政。他先采取非常手段，摆脱张居正、冯保和李太后的影响和控制，接着果断地进行 “三大征”，表现出一定的魄力和能力。一是平息哱拜之乱。哱拜是蒙古鞑靼部人，降明以后做副总兵。他的儿子叫哱承恩，承袭父爵，做了指挥使。万历二十年（1592 年），哱拜和哱承恩父子在宁夏银川反叛，万历皇帝果断决定平叛。派去平叛的军队攻打了几次都没有取胜，万历皇帝又派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松为总兵，率军平叛。李如松派人决黄河水灌城，城外积满了水，城被冲开一个口子；李如松乘势下令攻城，一举平息了哱拜之乱。二是援朝抗倭战争。从万历二十年（1592 年）到二十七年（1599 年），朝鲜遭到日本侵略，王京陷落，八道尽没。朝鲜危急，求明援助，“请援之使，络绎于路”。万历皇帝鉴于唇亡齿寒之理，决定派兵到朝鲜，援朝抗倭。这场战争时断时续，前后进行了七年多。最后，日本因丰臣秀吉去世，撤出朝鲜。三是平定播州之乱。播州即今贵州遵义地区，万历十七年（1589 年），播州宣慰司使杨应龙发动叛乱，万历皇帝派兵去平叛。这场战争时断时续，一直持续到万历二十八年（1600 年），最后的结局是明军八路进兵，四月告捷，平息了杨应龙之乱。万历皇帝在十二年的时间里，取得东北、西北、西南三个地域三次重大的军事胜利，史称 “三大征”。万历皇帝亲政前，头上悬着三把戒尺：张居正、冯保和李太后。所以，他亲政后就想摆脱这三把戒尺的束缚。镇、路、卫、所、堡，众多城池，依托长城，构成一个强固的防御体系。辽东的军队，实行卫所制。设总兵官一员，协守或分守副总兵一员，其下有参将、游击、守备、备御等。卫所的建制，据《明史・兵志》记载，一个卫的驻军 5 000 人上下，一个所的驻军 1 000 人上下，下面还有百户（100 人上下），再下面是总旗（50 人左右），再下面是小旗（10 人左右）。约相当于现在的军、师、团、营、连这么一个体系。后来，实际兵员数有变化。这样，辽东镇组成了一道井然有序、层次分明、互相联系、依托长城的强固防线。辽东镇的总兵一任一任很多，跟本书关系密切的一个总兵就是李成梁。在明朝隆庆、万历年间，李成梁守辽前后 30 年，他经营的辽东战守格局，一直影响到明末。明代女真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东海女真和黑龙江女真四大部分。其中，黑龙江女真和东海女真离明朝辽东腹地较远，又居住分散，对辽东构不成威胁。对辽东影响较大的是海西女真。海西女真主要分为四部 —— 叶赫部、哈达部、乌拉部、辉发部。其中，实力最强的是叶赫部和哈达部。所以，李成梁用兵的重点就指向了叶赫和哈达。为此，李成梁对叶赫和哈达进行了三次重大的军事打击。李成梁守辽的策略，用一只拳头打蒙古，另一只拳头打海西 —— 给满洲的兴起提供了空间。因此，人们应该用第三只眼睛看历史，就是从对立两面的夹缝中，去观看、去分析已经隐藏并可能出现的问题。满洲努尔哈赤就是从历史的夹缝中走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清太祖努尔哈赤最优秀的一个品质就是开创，他开创了一个时代，开创了大清帝国。对我来说，包括对你们年轻学子来说，我觉得第一重要的就是开创。一个人立志、开创，才可能做很多的事情；如果不立志，没有开创思想，唯唯诺诺，墨守成规，很难做出重大的事情。第二，我从康熙皇帝身上学到的一种精神就是学习精神。康熙皇帝很忙啊，可以说是日理万机，在那么忙的情况下，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来，先学习，学习完了之后再上早朝，早朝完了之后回到宫里头，接着工作和学习，他学习书法，学习儒家经典，学习自然科学等等，一直到晚上还是在学习。我觉得，我从他身上学到了一种顽强、刻苦学习的精神。第三，我对袁崇焕是情有独钟，袁崇焕有很多的品质，我觉得他最重要的一个品质就是勇敢。困难怎么办？克服。挫折怎么办？战胜。一个人在人生前进的道路上，会遇到种种的困难、挫折、坎坷，但是就要有一种精神，勇敢前进，去战胜它。一个人要做成事情，必须四合，就是天合、地合、人合、己合。一个人做不成事，失败了，悲剧，最后就是三个字，四不合，就是天不合、地不合、人不合、己不合。一个人，天合、地合、人合都很好，事业正旺的时候，死了，这个人事情还是做不成啊，己不合。有很多的精英，三十多岁，四十多岁，英年早逝，那后来有很多事情都做不成，所以我概括成天合、地合、人合、己合。

关于袁崇焕之死，历来有不少人为其喊冤，大呼崇祯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然而在崇祯钦定的袁崇焕九条罪状之中并无卖国通敌，而是 “托付不效、专恃欺隐、市米资盗、谋款诱敌、斩帅践约、纵敌长驱、顿兵不战、遣散援兵和携僧入城”。其中 “谋款诱敌”“纵敌长驱” 有拥兵自重之嫌，却无里通外国之意。九条罪状中为首的是 “托付不效”。在袁崇焕下狱后，崇祯曾有过摇摆，甚至仍想委以重用，最后还是下定决心杀袁。“五年复辽” 或许成了崇祯的一块心病，没想到袁崇焕夸下的海口不仅没能实现，还这么快引得金兵长驱直入，直抵北京如入无人之境。至于 “斩帅践约”，其实毛文龙的生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皮岛这块战略要地能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如果在袁崇焕部署下，皮岛能更好地发挥其在后金腹地的牵制作用，那毛文龙就杀得好；如果皮岛从此作鸟兽散，甚至归降后金，那毛文龙就是误杀、错杀。可惜的是，还没得及整顿修编，后金便绕过了关锦防线。从平台召对到兵临城下，崇祯给了袁崇焕足够的信任与支持，可惜事态并没有向这两位满怀理想主义的君臣所想象的方向那样发展，可惜、可叹。嘉庆说过 “明之亡，不亡于崇祯之失德，而亡于万历之怠惰”。孟森先生也在「明史讲义」中对万历大加挞伐，“明之亡，实亡于万历”，这些观点在后来一直被奉为圭臬。不可否认，万历、光启功业不足，未能提振明朝军事，导致辽事汹涌，尾大不掉。幸而也有着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在辽东苦心经营，赵率教、满桂、卢象升、孙传庭攘外安内，取得一番成绩。至于崇祯，只能说时也命也。登极时，已是大厦将倾，无论如何兢兢业业也难以力挽狂澜。己巳之变时袁崇焕死，锦州总兵祖大寿竟愤然出走，这到底是王师还是袁崇焕的私人部队？枚卜阁臣个个心怀鬼胎，周延儒、温体仁专心揣摩上意，有损于社稷。李自成进京时崇祯召令勤王，然而宁远总兵吴三桂刻意行动迟缓、山东总兵刘泽清谎称坠马，蓟镇总兵唐通则因为崇祯派太监杜之轶监军而愤然离京，完全都是一幅事不关己的傲慢姿态，都在等着明朝覆灭后分一杯羹，后来这三人全部降清，又是何其卑贱。到此时，崇祯已是彻彻底底的孤家寡人，他自缢时那句 “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人们只记得揶揄他说 “诸臣误朕”，却忽视其殉国之刚毅、自省之真诚，以及对百姓之仁爱。如今谈及崇祯，言必称其刚愎自用、多疑反复，甚至昏庸暴虐，却难体会其在危难之时心有余而力不能逮的孤寂。即位时，他年仅十七，次年就除魏阉、用孙承宗、袁崇焕。己巳之变时，他年仅十九，次年便天灾四起、民不聊生。对于纵横官场几十载的廷臣而言，崇祯除魏阉有魄力，但也只是小子而已。金兵入京、流年饥馑已经昭示了大明已是强弩之末，行将就木。于是，那些投机者，数典忘祖的李永芳、吴三桂、洪承畴、祖大寿，以及后来的施琅之流，主动剃发易服、屠戮百姓，本应遗臭万年，如今却在各地只要有名便是文化象征的政策指引下，大兴土木立碑建馆，何其哀也。

努尔哈赤莫谓英雄出草莽，披甲征战霸一方。为父雪恨干戈起，部落一统八旗扬。北扫女真归麾下，西占城所辽河旁。都城几迁落沈地，奠基称雄百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