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马克思主义学术前沿论文译注的合集，作者包括斋藤幸平、乔尔・科威尔等几十位政治学家、社会学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环境哲学家，主编是刘仁胜研究员。书中，世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被概括为四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试图用生态危机理论取代经济危机理论，第二阶段建立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并存的双重危机理论，第三阶段构建马克思的生态学，第四阶段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每个阶段都在探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或者基本原理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而本书则聚焦于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和第四两个阶段，从四个方面分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内在资本逻辑，阐释了社会主义的生态属性，并从多角度分析了态文明建设的现实性和必然性，为生态文明建设提出诸多建议和设想。其一，建构马克思主义生态理想。在早期著作《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写道 “在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蔑视和实际的贬低”，认为资本主义是自然退化的实际肇事者。“在文化的核心地带，自然从属于‘人类’，自然生态系统简化为工具性资源，仅仅成为其主人需求和欲望的对象。” 在资本融解了生态整体性的连接点后，人类也开始背离自然、丧失自我。一方面在劳动力市场里出卖了自己的劳动，而另一方面由于绝望，疯狂地用商品填充自己，服务于消费大军。马克思用 “异化” 概念表达了人类与其改造自然、创造历史的能力的疏离，人类与生产工具的分离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劳动的剥削异化了人类创造能力。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方法是通过对联合起来的生产者进行授权并克服他们的异化，从而改变生态系统中的人类因素。但是作者认为马克思开辟了通向 “生态社会主义” 的道路，却在探究劳动过程的道路上 “迷路了”。布洛赫提倡 “自然共同生产力” 与 “结盟技术”，“如果自然在生产过程中享受与人类活动形成的共同生产力，这就超越了人类意志而唤醒了自然，并寻找到这样一种自然与劳动的结盟。从这一角度而言，我们就需要一种高于使用价值的价值，那就是自然的 “内在价值”；换句话来说，内在价值属于自然的 “本质” 价值，而不是人类能够创造出来的价值。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和内在价值形成了三角结构，这种结构能够打破资本的垂死挣扎。” 然而内在价值与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各不相同，内在价值无法与生产建立直接的联系。一些左翼环境思想家试图解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以便把所有存在的东西都纳入单一的商品逻辑之中，这在很多方面是在复制自由主义环境论者的做法，即推进 “自然资本”（natural capital）概念并将商品价格归因于 “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ervices）。 而不足之处在于未能把人类之外的自然界所付出的自然劳动或自然能量直接纳入价值理论。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t）则试图解构基于社会劳动的价值，代之以被认为更具 “包容性” 的生理的或能量的价值观，把整个生命网络的方方面面都纳入世界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中。值得注意的是，现存的经济学理论，无论是古典的、新古典的还是当代生态经济学的，都不认为自然能够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直接产生经济价值（或附加值）。“资本主义的经济矛盾和生态矛盾，都来源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所固有的价值增殖过程与物质基础之间的矛盾”，因此，作者认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不需要将自然纳入价值体系，而是要废除商品价值本身；不需要对自然的彻底重估，而是一场革命性的生态和社会变革。其二，坚持生态资本主义批判。“目前的环境问题既不是人类的无知愚昧或天生贪婪造成的，也不是因为个别公司或企业的管理者缺乏道德和良知，相反，我们必须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运行方式中寻找答案。” 资本主义的原动力及其生存条件在于通过资本增殖过程（储蓄与投资）来完成利润与财富的积累，因而在此制度下，环境并不是作为人类必须与其他物种并存的天然疆域，而只能作为在经济不断膨胀的过程中有待开发的领域而存在。资本主义这种内生的、要求增长的必然规律，刺激人们的消费、海外扩张、滥用自然资源而不为子孙后代考虑、超越地球的承载能力等，这正是资本制度对环境产生危害的直接原因。因此，作者认为现有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逻辑体系无法解决生态危机。并且，在资本主义环境中，伴随着土地（和自然）的进一步异化，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统治扩大了，生态债务也就此而生，如在生态帝国主义影响下的诸多国家中发生的社会 - 生态破坏和剥削、帝国主义对全球性公共品的占有和对这些公共品的不平等使用（剥削）。“资本主义本身就是需要去除的根本性灾难”，生态革命是要为创造出一种新的 “文化契约” 和新的生产制度而奋斗，它需由资本主义过渡到一种生态经济 —— 而且必须是一种社会主义经济。其三，提出生态社会主义设想。资本把自然的极限仅仅作为需要克服的障碍而不是现实的界限，这种做法赋予资本本身巨大的活力。但是，拒绝承认自然的极限也意味着资本倾向于逾越环境可持续性的关键阈值，从而造成不必要的、有时则是不可挽回的破坏。作者认为，“为了克服长达数个世纪的自然和人类劳动的异化，包括将全球环境和大多数人 —— 被划分为阶级、性别、种族和民族 —— 仅仅作为征服、掠夺和剥削的对象来看待，我们需要的恰恰就是一场漫长的生态革命。这种反抗必将在环境无产阶级（environmental proletariat）中找到其主要推动力，环境无产阶级的形成源自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的双重压迫以及工人团体和文化的集体抵抗 —— 这是一种已然凸显的新现实，特别是在全球南方地区。” 其中，中国有着强大的文化传统，李约瑟认为从莱布尼茨开始，众多思想家把自然界看作一个关系过程或活动模式领域，能够产生知觉、意识和精神，而不是运动中的物质，得益于中国思想，尤其是 12 世纪宋明理学大师朱熹对莱布尼茨的影响。捍卫过去的文化与捍卫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呼吁全球生态文明并不矛盾，这是现在作为全球文化力量出现的宏大叙事。马克思认为， 生态文明的胜利将涉及创建一种秩序，将这一理念从个人推广到社区，再推广到共同体的共同体（communities of communities），这将包括整个人类以及所有生物群落，其中包括当前的全球生态系统。由此，没有必要再去谈论 “社会主义” 的生态文明，因为在现代世界，生态文明只能是社会主义的。其四，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在《论人类生存的环境 —— 兼论进步的辩证法》（1978）一文中，德国法兰克福学派著名学者伊林・费切尔在国际学术界首次明确提出了 “生态文明”（Ecological Civilization）的概念，将其作为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文明替代形式，并开始研究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生态思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鲜明的历史唯物主义特征，中国学术界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提出 “生态文明” 概念，刘思华教授和叶谦吉教授分别从生态经济学和生态农业的角度研究了两种类型的 “生态文明” 概念；经过近四十年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生态文明建设最终成为中国发展的核心战略之一。作者认为，走向生态文明，需要生态形成的科学、伦理和政治。科学：整合了所有这种认识的科学，也就超越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对立，从而能够给叙事和更为抽象的思想腾出地盘，通过叙事和更为抽象的思想，人类可以创造自身并重新定义自身和其他事物的关系，这种科学就是生态学。生态科学不仅是对现代科学核心设定的根本挑战，而是对工业文明核心设定的根本挑战。接受生态学不仅涉及科学的转型，而且涉及科学与其他文化领域的关系转型，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制度和组织，而且更严重地影响着人们对于未来、对于只值得人们为之奋斗的终极目标的想象。伦理：大多数学者倾向于相信儒家伦理属于一种弱人类中心主义，但儒家思想在中国的复兴并没有突出那种最有可能导向环境可持续性的儒学类型。政治：生态文明是中国制定的官方理论框架，因此，它既是连接历史传统的纽带，又是新方向的指导原则，特别是经济生产和结构方面。亦如中国的其他 “文明” 的形式一样，生态文明具有实质性法律影响的言辞策略。生态文明还属于改革派思想，即寻找扭转或重新平衡那些支持经济增长策略的影响，以及民营与国营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此外，生态文明还是指导研究的假设、基层行动主义的基础和增加问责制的一种方式。全书累计二十二篇论文，在看似论据充分、逻辑严密的阐述中，作者们其实赋予了恢弘的未来想象，某些观点不乏激进，当然也包含了编者的潜在意愿。作为自然与人类桥梁学科的生态学，其科学与人文的整合也必定需要上升于哲学维度。两个问题：第一，生态问题是个问题吗？人类注定是短视的，不可能为了暂时未至的自然灾难而那么地未雨绸缪，当环境问题进一步恶化而最终成为全人类共识时，能否凭借人类之力力挽狂澜尚未可知。但我相信像马斯克这样的星际穿越者不大可能十分担心，只是农耕文明之下的国人的强烈的家园情怀，连流浪都会带着地球。第二，人们意识到自然的 “内在价值” 却又不得已通过计算其用以交换的资本主义之下的 “外在价值” 来衡量，并用之以对现有资本制度加以补充。这并没有解构现有的资本制度，甚至在某种程度使其加强，离所谓的 “社会主义生态革命” 更远。改革、革命孰优孰劣并无定数，只是我认为革命的蓝图必须包含可实现的设计细节，而我至今尚未看到。书中写道，我们需要一种由多种规模的共同体所建构的世界文明，在这种世界文明中，人类共同体及其成员把自身看作这些生态共同体的组件和参与者，参与盖亚的生活，并像怀特海所说的那样参与 “走向新事物的创造性进步”。如果这只是勾勒出的浅浅轮廓，那么我期待着星星之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