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尼黑的清真寺》一书，顾名思义是一部以德国慕尼黑的清真寺项目为标志，借由几个关键人物串联勾勒起近代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纠纷起源的非虚构作品。站在 2024 年新一轮中东战争再燃的背景下，我们可以将这本书看作千禧年恐怖主义和中东乱局的一个缩影。德国本没有穆斯林，一切的起源要追溯到二战的苏德战场。苏联的宗教政策和迁移政策导致斯大林与俄国境内的穆斯林群体离心离德，纳綷德国于是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招揽和利用苏联境内的穆斯林群体，试图利用他们扰乱苏联后方，但计划收效甚微，纳粹德国也很快被联军灭亡。冷战时期，西方世界对于苏联穆斯林又伸出了 “橄榄枝”，时属西德的慕尼黑就成为 “抗红” 第一线，慕斯黑的清真寺项目也作为 “反红统一阵线” 的象征被提上议程。以美、德为首的宣传攻势可以说是成功的：他们不仅让西方民众真正相信对穆斯林群体产生了同情；也有效阻碍了苏联在中东地区的扩张（并间接促进了苏联的灭亡）。但以慕尼黑为中心的 “亲穆斯林” 群体却也是脆弱的。美国想要阻碍苏联在中东的扩张，西德想要收复被苏联占领的领土，他们都不真正为穆斯林群体着想。而穆斯林群体内部也面临 “路线之争”：温和派与激进派对于西方的态度微妙动摇；教士阶级和西化的大学生阶级对于伊斯兰世界未来的道路也颇有冲突。随着苏联解体，这个松散的联盟也风崩离析：美国将重心直接投射中东，变相撤出了慕尼黑；德国统一了国土，之前负责穆斯林事务的纳粹残余被清算，余下的穆斯林围绕着慕尼黑清真寺项目展开了 “内战”，最终角逐出了一个既会投西方人喜好，又拥有极端宗教立场的 “克里斯马式” 穆斯林意见领袖。以他为首的团体先是建立了一度夺取埃及大位的 “穆兄会”，后又 “化整为零” 成蔓延中东地区的宗教圣战运动，并在二十一世纪反噬了欧洲和美国。一个老生常谈的论调是：极端的宗教人士只是少数，绝大多数的穆斯林是这些宗教意识形态的 “受害者”。但在欧洲，穆斯林移民却会集中在清真寺内听取那些包裹在宗教外衣下的政治宣讲。其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宗教作为一种 “想象的共同体”，为身处异乡的穆斯林移民提供了西方社会不能给予的安全感和认同感。以德国为例，来自土耳其的穆斯林群体为其战后的重建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贡献，但即使是在 “族群融合” 较为成功的的德国，穆斯林群体至今还是被视为文化的异类，各大政治党派只是利用穆斯林作为议题实现它们的政治野心。在绝大多数的西方世界，穆斯林群体只是作为一些 “即用即弃” 的廉价劳动力和充当门面的 “多元化” 牌坊。西方世界的政治宣传让他们超额量接受了穆斯林难民，其国家机器与政治工具却不足以让穆斯林融入社会生产。于是欧洲人 “因爱生恨” 对穆斯林一转采取围追堵截的边缘化策略，而穆斯林世界本身似乎也成为了一种 “自我实现的预言”：被迫走向了一条反西方的、徒增不必要曲折的现代化之路。慕斯黑的清真寺，最终成为伊斯兰世界、西方世界和全人类的共同悲剧。人并不只是会思考的芦苇，将人和群体作为武器，最终一定会招致预想之外且失控的结局。当今两个世界的矛盾并非一朝一夕可以解决：西方世界一方面对于 “归化” 穆斯林群体和亲西方伊斯兰国家拉拢妥协，另一方面对于国内和中东反以色列组织重拳出击。伊斯兰世界一方面借由反美实现了超越国境线的合作，另一方面它们的国家发展也仍受到极端宗教意识形态的困扰和威胁。如作者所说：“正是他们（穆斯林移民群体），进行了那场说不清道不明的战争。许多人面对无法抉择的道德两难，最终离乡千里，生活在他们难以理解的国度。他们也曾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来改变历史。是的，确实有所改变，但并不是像他们期望的那样。” 其中的心酸与苦难，作为普通人的我们是应该同情的；但倘若我们有一些历史的辩证思维，也应该看出变革知道存于其中 —— 即使那是一条前途飘渺而布满荆棘的斗争之路。

线索太多，主线晦暗，名词复杂，人员实在庞杂且不连贯，看了个大概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