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说的内容颇多，大致上可以分为几个部分，一方面是文化竞争失败，失去重心；一方面是从士到知识分子，道统与政统的两分，军人、工商业者、职业革命家进据政统，边缘知识分子适应了这一变动，所有有了听众决定立说者；最后一方面是 “多个世界”。其实在西潮入侵前，中国已经有重分配甚于生产的政治传统难以处理的人口问题，满汉矛盾、“上下之隔”、“官民之隔” ，龚自珍的《尊隐篇》已提到京师到山林的重心转移。在西潮中强调文化竞争，西方有备而来，中方逐步认识到 “学战”，中国士人沿着 “西学为用” 的方向走上了 “中学不能为体” 的不归路，文化立足点的失落造成中国人心态的剧变，从自认为世界文化的中心到承认中国文化野蛮，退居世界文化的边缘，更因多层次的心态紧张步入激进化的轨道，结果，近代中国可以说已失去重心，思想界和整个社会上都形成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可称作新的崇拜。其中第一部分《学战：谁改变谁的思想方式》，区分了半殖民与殖民，西方对中国文化的破坏要经中国人自己之手。胡适的说服和压服有点后殖民的意味，传教士的文化与中国士人的武化（梁启超、蔡元培、鲁迅、熊十力、严复），“文化帝国主义” 用了王韬、章太炎、胡适、杨荫杭、伍廷芳的材料。但传教士重 “耳学” 轻 “眼学” 与士人取向不合，从自上而下走向下层，用了李鸿章、梁启超、19 世纪末山东起事材料，基督教与科学本身的矛盾，当中国士人接受时把传教士推到了边缘，中国改变了传统的崇让不崇争。第二部分《从西学为用到中学不能为体》，19 世纪 90 年代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成为时人（其实是精英）共识，但《劝学篇》已偏于西。后中国风俗变得野蛮起来，中国的西学传播者是以夷制夷但客观上主动配合了西方的文化渗透（鲁迅呢？），思想上没有自足点便悲观、便激进，用傅斯年和胡适的材料说实际上知识分子安身立命处在中国。士人接收西方思想时建设一面少破坏一面多，用陈独秀材料，最后有了越西越破越爱国，讲五四以西为本位为因而不是传统压迫为因而激烈反传统为果，区别于康有为和章太炎，其以天下为己任的超越意识让陈胡鲁也是梁启超 “过两级” 的思路。第三部分《新的崇拜》，用梁启超和报纸材料突出 “新”，进化论，陈胡傅的忍痛割爱，杜威的反衬。“新” 的威力的例子有《尝试集》和新名词（“德先生”、“赛先生”、“普罗”）。用列宁和威尔逊的升降讲由美到俄的历程，俄国吸引力对国民党共产党和自由主义者是不同的，用了很多胡适的材料，退出基督教会、26 年对苏俄的考察、法国人对他的影响、与中共的互动、参加善后回忆后被认为落伍，北洋政府和军阀的趋新，但还是被有道伐无道了，但国民党最后又被共产党有道伐无道。这里就只说到第一部分。整本书讯息量很大，虽然有些部分有重复提及，但是还是相当值得细细品读。

清末民初似乎很近，但最看不清楚。作者研究的内容和叙述的手法直指要点，脉络清晰，让我想清楚那时候的很多事背后的原因和推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