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济宁的南方化这里的南方化其实就是商业化。商业的发展其实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人们在温饱得以满足后自然会向着更高的需求层次攀登。只要粮食生产技术足够高，粮食产量足够多，自然会产生职业分化，手工业、服务业、娱乐业都是顺应人性而生的。于是一个环境适宜的地方，只要没有外力的干预，商业繁荣是水到渠成的。那么为什么南方商业比北方更繁荣，以至于济宁这种北方城市稍稍繁盛一些就被称为 “南方化”。一是地理条件，南方平原相对少，即便为了底层人的糊口，也必须发展多种经营，在不适宜粮食的地方种植经济作物，利用山地林地开展畜牧业，在河湖港汊捕鱼养鱼。手工业也随着繁盛起来，能够制作丝绸瓷器等产品外销，是获取生计和财富的重要手段。二是政治因素。江南历来远离政治中心，当朝廷在南京或者杭州建都的时候，也往往是政权不稳、合法性堪忧的时候，还面临着北方强势政权的威胁。要知道，不论南方多么富庶，缺少耕地的致命弱点都决定了人口上的绝对劣势，也就导致了兵员、武备上的绝对劣势。不是南方人不能打，历史上有很多强悍的南方兵。北府兵、丹阳兵、岳家军、戚家军等等，南方政权往往最终被北方统一，在于无法持久地抗衡北方庞大的体量。在大一统时代，南方远离政治中心，需要承担的防卫职能就弱，收到中央的提防就少，经济发展更自由，官员的业绩指标更多样。而北方则受到更多的管制，比如抑制商业来保障地方稳定，保护种植业，抑制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来保障粮食供给。这种南北地域的分工一开始可能是基于自然禀赋和产业特征，但一旦形成了政策规范，就很难再有实质改变。所以所谓南方化，本质上就是商品社会不受政策约束自由发展。二、主要问题全书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什么也没有说清楚。书中涉及到的每一个方面，作者都止步于定性的、泛泛的描述，没有具体的事件，没有内在逻辑和结构的拆解。那些结论性的语言，比如表现了什么什么，影响了什么什么，十分缺乏具体的论证过程。为数不多的几个例外，比如介绍漕运过程中，漕船夹带私货不当盈利情况时，作者就拿出了具体数字，让读者能够直观感受到这其中能有多么大的利润空间，也就对当时漕运的利益结构窥豹一斑，对于中央和地方、地方和漕运机构的博弈有一个比较实在的感知。但在书中，这样的地方凤毛麟角，绝大多数内容都是政府报告一样的口吻。比如济宁士绅是本书的重要观察角度，但对士绅的介绍主要包括科举中第人数、出任重要官员情况、重要官员在朝的影响和结交网络等等，像是某些大学介绍自己的关系网。而真正重要的，这些士绅精英在济宁地方如何发挥他们的影响，为自己牟利，与朝廷博弈，营建地方的各种社会制度体系，均没有详细介绍，更没有具体案例。还有关于文化认同，作为本书重要的，可以体现济宁地方特征的内容，作者提到了中央权力、地方自治、外来影响等多种因素。但是这些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又怎样构建起认同，民间关于地方认同是实际情况如何，都没有切实的分析和描述。说不清楚的原因，主要在于材料的来源。作者的材料主要就是来自于史书、地方志、名人笔记等，这就导致了传统官方大而化之、重在教化的风格被延续到了本书当中。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这些材料都是报喜不报忧的，记录的都是光明、有效、作为的一面，对于潜在的问题要么一笔带过，要么避而不谈。以这种材料作为研究的依据和立足之处，很难想象能够真正发现一个地方的实际的问题，以及真正的社会运作模式。三、一点期待作为一个济宁人，以及一个社会学科的毕业生，我比较能够体谅作者的难处。从地域来讲，济宁作为鲁西南一个贫瘠的农业地区，在历史上的存在感很低，绝大多数时候都只是作为政权的粮食产地和劳动力、兵员来源。这里的文字信息确实贫乏，达官显贵留下的记录往往不会花太多笔墨在基层民生和社会结构上。至于济宁在运河带动下成为地区经济中心这件事，也面对同样的难题。士绅们不大会记载他们在经济生活中的算计和丰硕成果，而行商坐贾则因为社会地位和文化水平的限制，很难留下什么详实的社会记录。或许在民间，其实是存在一些真正的，关于济宁社会民生的文献和实物，只是作者没有能够发掘出来。希望有一天可以看到更多更生动的发现和更完善和深入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