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一本书，而是一部文集，收录了我在《麦克卢尔杂志》发表的几篇文章。那个时候这些文章是作为新闻报道写出来的，现在收集成册仍然还是新闻报道，虽然新换了 “外套”，里面的内容并没有进行任何修饰。这一做法也许足以让人觉得我有点儿狂妄。假如我是为自己的记者职业伸张权利，你可以这么认为，但这并不重要。作为记者，我记叙了美国一些城市的耻辱，在这些城市里，许多人披着合法市民的外衣，却不知羞耻地干着罪恶的勾当。现在我把一系列发表过的文章从杂志的合订本里抽出来重新出版，而且几乎没做修订，我这么做当然有自己的道理。我原先写这些文章是有意图的，一篇又一篇连续拿出去发表也是有意图的，现在编辑成册重新出版，更是进一步强调相同的意图；过去我有决心，现在我仍然有决心，那就是对傲慢家伙们的违法行为进行彻底的揭露。我们有理由相信一定存在着这样的事。我们自吹自擂说的所有大话不可能都是空洞的虚言，我们虔诚的托辞也不可能都是虚伪的谎言。说到底，美国人在科学、艺术和商业领域取得的成就意味着我们有过硬的能力，而我们的虚伪则意味着基本道德观念的种族意识。即使在政府里，我们也已经给出证据，证明其具有巨大的潜能，而我们的政治也并非完全失败，只是这些失败简直荒谬透顶。这些失败是我们自己造成的，这表明我们不仅有杰出的成就和卓越的政治家，还有失败和贪污受贿者，二者同样是真实的。我们为什么不对此看一看、说一说呢？因为我听说，美国人民是不会接受这种做法的。你也许可以责备政治家，或者任何一个阶层，真的，但是你不能责备所有的阶层，责备全体人民。你可以欺骗不知情的外国移民，或者任何一个民族，但是你欺骗不了所有的民族，欺骗不了美国人民。但是，没有哪个阶层、哪个种族、哪个利益集团或行业群体需要单独为此承担责任。美国有些城市没有得到很好的管理，那是因为美国人民没有很好地监督政府。当我动身去一些城市采访时，一位纽约人诚实地告诉我，说我一定会发现美国各地的爱尔兰裔移民，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裔移民，他们是恶政的罪魁祸首。我去的第一个城市是圣路易斯，那是一个德国裔移民的城市。我去的第二个城市是明尼阿波利斯，斯堪的纳维亚裔移民的城市，英格兰裔移民是城市的领导者。接着我来到匹兹堡，苏格兰长老会教友的城市，我的纽约朋友也是长老会的一个教友。我听到：“啊，可是他们都是外国裔移民。” 下一站是费城，在所有城市当中算得上最纯的美国人群落，也是最没有希望的城市。离开费城后，我来到芝加哥和纽约，两者都是多民族混居的城市，但是前者成功地进行了改革，而后者的政府是我在这些城市当中见到的最好的政府，堪称典范。“外国因素” 这样的借口是假设出来的谎言，目的是阻止我们看清楚我们自身。自负让美国人对政治深感悲叹，而对商业大唱颂歌，这可以说是美国人自我主义的另一个类似假设。这是典型的美国市民的抱怨。如今，典型的美国市民是商人，而典型的商人则是坏的市民，商人总是在忙。假如他是一个 “大商人”，非常忙，他不会忽视政治，而会忙于政治活动。啊，非常忙，非常讲究效率。我发现，在圣路易斯商人们在行贿，在明尼阿波利斯有人为受贿者辩护，在匹兹堡有人搞腐败，在费城有人与城市大佬分享利润，在芝加哥有人强烈反对改革，在纽约有人用贿赂基金打击良好的政府。商人，大商人，是自以为是、狂妄自大的骗子，是腐败现象的主要根源。如果商人能忽视政治，那可是一种恩惠。普通的商人不搞政治，是值得尊敬的市民。这样的商人也很忙，但是他不需要政治，也没有时间搞政治。如果他对政治的忽视使糟糕的政府走得太远，他会被激发从而采取行动，会不高兴，四下寻找快速治疗政府病症的方法，然后他会很快地回到自己的生意上。这是自然的事，当他谈政治时，其实最终目的还是关心他的生意。他信守的特有做法便是交易。“请一位商人来，” 他说 (他的意思是 “像我这样的人”)，“让这个人把经商的方法引入政治和政府中，那样我就可以继续照料我自己的生意了。” 从美国参议院议员到市政委员会委员，在美国的任何地方，几乎没有哪个商人会被选入议会或委员会的哪个部门。然而政治仍然腐败，政府相当糟糕，而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市民不得不时刻准备好冲出去，就像过去那些消防志愿者能够在任何时候、任何天气都冲出去，进行预防火灾的巡视。有时商人出去把火扑灭 (已经造成损失之后)，然后回到生意上，为商人从事政治活动而叹息。商人在干预政治方面很失败，为什么？因为政治就是生意，症结就在这里 —— 艺术、文学、宗教、新闻、法律、医药，这些都是生意，所有你能接触到的行业都是生意。在英国，政治成了一种运动，在德国则成了一种职业。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将得到比现在拥有的更多的东西，这是另一个问题。不要试图与银行家、律师和纺织品商人一起搞政治改革，因为这些人都是商人，指望他们获得改革成就至少会遇到两大障碍：其一，他们与政客不同，甚至不比政客好多少；其二，政治不是 “他们的行业”。不过两者都有例外的情况。许多政客投身于商业，而且干得不错 (坦慕尼派的几个前市长以及费城几乎所有老的政治领袖都是卓越的金融家)，而有的商人则从事政治活动，同样表现不俗 (如马克・汉纳)。然而，他们并没有对自己所从事的行业进行改革，虽然他们有时会尖锐地提出批评，但目的是增强这些行业的实力。政客是具有专门知识的商人。当某些其他行业的商人学会政治交易，他就成为政客，在他身上没有多少改变。想一想美国参议院吧，相信我。商业精神的实质是利润，不是爱国主义；是信誉，不是荣誉；是个人获取财富，不是国家繁荣；是交换和讨价还价，不是原则。“我的生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这是商人的心里话。“无论什么政策，只要能让我的生意兴隆，那就是好的，必须是好的。无论什么政策，只要妨碍我的生意，那就是错的，一定是错的。行贿是不好的，也就是说，采取这样的做法是不好的行为。但是，如果是生意的需要，我必须这么做，给别人送点钱也就不一定是多么坏的事。”“生意就是生意” 这句话不是政治范畴的用语，但是我们的政客却已经抓住了这一点。对行贿行为，他们采取的是相同的观点，只是他们通过表现出对行贿者不屑一顾的样子来保持自尊，何况他们还有代表公平公正的巨大优势。“这么做，也许是错的，” 政客会说，“可是，假如一个富商为了办事方便或增加自己已有的巨大财富，主动提出与我做交易，我可以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为了生活与他妥协。我并没有自称有什么美德，即使是在礼拜日。” 至于政府是好是坏，从事商品交易的商人怎么会关心呢？他们只关心根据顾客需求，他们的商品是好是坏。但是，关于政治商业这一点，希望还是有的，不仅仅是绝望。假如我们的政治领导人中有相当多的政治商人，他们总是会满足我们可能产生的任何需求。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保持稳定的对好政府的需求。在大人物的力量下，全国人民被分成多个党派。对大佬们而言，政党只不过是他们实现腐败目的的工具而已。大佬们使他的政党腐化，但是我们不能助长政党的腐化；行贿者改变他所支持的政党，从一次选举到另一次选举，从一个县到另一个县，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但是诚实的投票人绝不可能这样。为什么？因为假如诚实的投票人不比政客和受贿者更关注他们的党派，那么诚实的投票就会起主导作用，而这会是坏事 —— 对受贿而言。完全地服从于夺走我们主权的这种机制是愚蠢的。如果我们将政党留给政客们，不投票赞成政党，也不为某个人投票，而是为市、州和国家投票，我们就会统治政党，以及市、州和国家。如果我们大部分人为承诺更多的候选人投票，或者，如果两党都不太好，我们放弃执政党，一直等到下一次选举，再放弃执政党，那么，商业政治家就会感到急需一个好的政府，而他们能够提供。这个过程大概需要一代人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因为政治家现在真的不知道什么是好的政府，但是形成一个不好的政府也需要同样长的时间，而政治家们知道坏政府是个什么样子。如果政府 “运转不良好”，商业政治家们就会提供别样的政府，如果对这个政府的需求稳定，作为很有商业头脑的政客，他们就会 “持续提供这样的政府”。但是，人民需要一个好政府吗？坦慕尼派说人民不需要。人民是诚实的吗？他们比坦慕尼派要好一些吗？人民比商人和政客们要好一些吗？我们腐败的政府究竟还有没有代表性？许多人在各地四处行走，宣讲教义，希望以这种方式消除美国的邪恶，培养个人良好的品行、纯朴的诚实、勇气和效率，对此罗斯福总统嗤之以鼻。“陈词滥调！” 老于世故的人说。陈词滥调？如果我观察的结果是真实的，原原本本地采用罗斯福的改革方案就有可能造成一场革命，从国会到教会，从银行到选区组织，现存的体制就会引发激进和恐怖的震荡，其强度会超过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那将改变我们所有的一切 —— 不仅仅是我们的邻居，不仅仅是受贿者，而且还有你和我。不，我们蔑视政治或对政治不屑一顾的做法，恰是我们夸耀经济发展的主要方法，与公共事务中让我们震惊的腐败行为所采用的方法相比，我们自身处理私人事务所采用的方法并没有什么两样。吸引你妻子进入社会的吸引力和盼望别人对你的著作做出正面的评论，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也等同于安排手下人担任要职、把盗贼弄出监狱、让一个富人的儿子进入公司董事会等做法；工会内部的腐败、银行内部的腐败和政治机器内部的腐败，它们之间也没有什么区别；在信托公司的傀儡董事，和立法机构里的内线成员之间没有区别；萨姆・帕克斯这样的工人领导与约翰・洛克菲勒这样的银行老板、J.P. 摩根这样的铁路大亨、马修・奎伊这样的政治大佬，他们之间同样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大佬不是政治产物，而是美国制度的产物，产生于缺乏追求自由精神的自由人民当中。